今年9月是立法会二读《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草案》后的新学年，虽然草案尚在咨询阶段，但开学是虐儿个案通报的其中一个高峰期。教育界近日严阵以待，除于开学日增派人手留意学童情况，又部署危机小组随时候命。该草案下，23类专业人士列为强制举报者，若未履行举报责任恐负上刑责，引起逾百相关专业团体关注。据悉，立法会下月将举办多场咨询会，听取不同专业团体意见，有立法会议员指，《条例草案》范围广泛，宜优化修订；社福界等建议社署及早制定人手及配套措施，应付未来恐激增的举报个案。
▲立法会早前首读及二读《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草案》。
▲立法会议员江玉歌指，《条例草案》范围太广，愿当局听取专业人士的意见。
今年上半年，警方录得716宗虐儿案，较去年同期上升29%，当中逾半涉及身体伤害。过去两年，社署分别接获1367宗和1439宗新通报的虐儿个案，反映虐儿情况日趋严重，特别是2018年，有5岁女童遭虐待致死，事后揭发曾有老师及社工发现女童身上有可疑伤痕，却未有及时举报，令各界关注虐儿个案举报机制。新学年开课在即，教育界指，近日已积极为复课做好准备。
增派人手留意学童情况
本身是小学校长的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副主席梁俊杰指，开学是发生虐待学童个案的其中一个高峰期，主要因开学前，家长往往为督促子女做暑期作业、劝喻子女准备上学，以及开学后发现子女表现懒散而起争执，个别家长更可能施行体罚，令子女受伤等，“学童放完暑假较心散，未必即时能专注学业，令父母子女衝突增多。”为找出受虐学童，他指开学初期会联同社工和教师，于上学和放学时在校门观察同学有否受伤肿瘀，其次会留意学童情绪变化，举例曾有遭性侵的学童性情大变，畏惧与人接触，步行姿势亦有异，相信资深教师会轻易找出疑似个案，再作跟进。
▲教育界指，开学是虐儿个案通报中的其中一个高峰期，近日严阵以待。
新界校长会首副主席朱伟林亦指，在2018年的不幸事件后，教育界对虐儿个案高度关注，希望及早“拆弹”，保障学童生命安全。他指，校方在开学前已频频开会，提示教师若发现怀疑虐儿个案，应即时通报校长，并启动校内应急机制，如“学生支援组”及“危机处理小组”等商讨后续，并即时约见学生了解伤势成因，是否涉及虐儿等，若有需要便联络家长；当确认涉及虐儿便报警及通知教育局，盼让学童尽快得到专业的跟进和医治。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草案》于今年6月完成刊宪及于立法会首读及二读，稍后将恢复二读辩论、审议和三读，向立法走近。当局列出23类强制举报者，涵盖社福、教育及医疗 生界人士，当中包括经常接触儿童的教师、社工、医生、教育心理学家及护士等，若强制举报者未有履行责任，将面临最高3个月监禁及罚款5万元。教师作为最前线接触学童的人士，朱伟林指，过去3年教育界已就预防、发现及跟进处理虐儿个案累积一定经验，有信心能找到被虐个案。梁俊杰则指，现时每校设一名社工，又有辅导教师，但他们本身工作繁重，要兼顾虐儿个案的预防及跟进恐百上加斤，盼能增设多一名社工名额，增加效率。
有杀错无放过 条文欠清晰
至于强制举报者中，包括牙医、中医、物理治疗师、医务化验师、药剂师、脊医和营养师等较少接触儿童的专业人士，然而《条例草案》订明，若工作中怀疑儿童遭受“严重伤害”或相关风险，便需举报，当中列出4个例子，包括“被暴力虐待致身体损伤”、“强逼或诱使儿童参与涉及性的作为”、“严重或重複地威吓或诋毁儿童，使其恐惧和危及其心理健康”，以及“严重或重複地忽视儿童需要，致损害其健康”。过去2个月，上述专业人士对卷入强制举报的漩涡中议论纷纷，不少人担心拿 不了举报准则而误堕法网。据了解，制度引起逾百个相关专业团体关注，有见及此，立法会下月将举办多场咨询会，听取不同专业团体意见，冀于正式立法前作出修订。
身兼《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草案》委员会委员的立法会议员江玉欢直言，今次政府立法保护儿童的原意正面，但草案内容范围太广泛，给人“有杀错无放过”的感觉，当中有不少专业人士指条文欠清晰，亦质疑自己并非从事前线接触儿童的工种却承受违法风险。她建议，当局把握机会，多听取不同业界声音，完善条例。
儿童事务委员会委员吴廉指，社福界前线人员其中一个忧虑是如何保障举报者的权益，包括不会因举报而招致民事或刑事的法律责任，希望当局在草拟条文时厘清，以释疑虑。另有前线社工举例，一般虐儿个案多涉身体虐待，如皮肤肿瘀较易识别，然而《条例草案》下，“威吓、诋毁令儿童恐惧和危及其心理健康”亦属违法，如何界定“心理虐待”需要具体指引。
忧举报者权益未获保障
有女中医指，曾有妇人带6岁儿子看病，于3次面诊中，妇人常因小事歇斯底里责骂儿子。她留意到男童十分惊恐，但男童手脚并无伤痕。她指，按现时的《条例草案》，男童虽无受伤，但极可能已承受心理虐待，她自问难以掌握自己是否需要举报，更忧虑若未来立法，男童最后证实曾被虐待，当局调查后或指她曾为男童诊治却无举报。另一名教育心理学家则指，处理虐儿个案，要花长时间取得家长信任，让其愿意说出困难，担心新例下家长会忧虑被举报，而不信任专业人士，长远影响个案评估，令儿童未能受惠。
▲有医务化验师指，其工作不在前线接触病人，盼有清晰指引。
▲中医诊治方法是望闻问切，有中医忧虑未能及时发现虐儿事故惹上官司。
有医务化验师亦指，其工作不是在前线接触病人，担心“躺 也中枪”，但过去曾替由医生转介的未成年少女检验，揭发她患上性病。他指，明显事不寻常，背后恐涉“与未成年少女发生性行为”、性侵，甚至卖淫等罪行，当时通知了医生，但未来新法例下，是否他亦有责任即时举报，盼当局有清晰指引。
训育手法存疑，学生家长同遇困境
虐儿案件以外，有家长和学生反映，对部分学校的训育手法存疑。
今年6月，有区议员邀请区内在校中学生和家长填写问卷，反映在校遇到的问题，收到的回复包括遭性骚扰后冷处理、个别班级一学期内多次被搜书包，更有学生因为放学后在快餐店用膳时使用手提电话，被发出书面警告等校外规管的情况。有意见指，教育局主要处理具名投诉，令不少学生和家长担心被针对而哑忍。有教师坦言，时有听闻师生关系欠佳、破裂的个案，惟相信面对严重情况必会审慎处理，“校本处理手法不理想、训育过程的小瑕疵，全港一定有，但数量不多。”他举例，有教师跟同学约法三章，若有人小息后迟返课室要全班受罚，“非违规同学被罚站当然不开心，凡事刚开始必有‘阵痛’。”
翻查资料，教育局曾推行先导计划，协助学校制订“优化学校投诉管理安排”。现有机制下，当教育局接获有关学校日常运作及内务事务的投诉，皆会转介学校按校本机制处理，只有涉及学校管理严重失误才会直接处理。香港教育工作者工会主席黄建豪指，一般对资助学校的投诉会由学校法团校董会处理，投诉人可以选择具名或匿名把原有信件递交学校。他相信，投诉程序多年来不断优化，局方可考虑设立由专人解答的投诉热线，先过滤并分类个案，协助调解问题。
“火遮眼”忍一忍 ，应加强家长教育
社署去年接获1439宗新通报虐儿个案，当中60%个案的施虐者是家长，教育界认为应加强家长教育。
▲近年不少个案的施虐者是家长，教育界建议加强教育家长。
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副主席梁俊杰指，有家长覆述“虐儿”经历时十分后悔，自责爱护子女的成绩心切，情急下用错方法，出手掌掴或施以体罚。他认为，在留意学童是否被虐打的同时，亦应加强家长教育，让家长学懂心平气和面对子女的学习问题，“火遮眼”时忍一忍，并向学校及社福机构求助，避免破坏亲子关系，甚至惹上官司。
工会料个案激增40% ，盼增拨人手
社署辖下“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课”去年处理7500多宗个案，有工会预期，未来强制举报虐儿立法后，处理个案激增，盼当局增拨人手。
▲过去两年，社署接获过千宗新通报的虐儿个案。
香港政府华员会社会工作主任职系分会主席梁建雄指，预期《条例草案》立法后接获的个案会增加40%，同时估计不少个案最终不构成虐儿，将交给“综合家庭服务中心”跟进，换言之“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课”及“综合家庭服务中心”的工作量均会增加。现时社署设有11队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课，专门处理虐儿、虐待配偶等个案，原编制下有220人，但现时只余160多人，而且近两年社署有近200名社工离职，严重青黄不接，难分配人手处理新增个案，盼当局增聘人手。
另有社工指，处理虐儿个案需安排幼童留宿幼儿中心，促社署未雨绸缪，检视宿位及寄养家庭是否足够，做好两手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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