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不同统计口径，有说中国八大方言，有说七大方言，还有十大方言，其他还有若干小方言。统计口径不同并不影响事情本质，即中国方言的确众多，光“太阳”这个词，全国就有63种说法，读音更是有1079种。更重要的是，不同方言之间差别很大，光靠听的话，压根听不懂，比如南京高淳话、无锡宜兴话、粤语等，简直就是一门“外语”。

过去百年，中国考古发现很多史前遗址，其中虽然不同地理的遗址之间存在交流，比如5000年前的安徽凌家滩遗址与同时期的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就存在交流，但总体来说不同地理之间的文化差别较大。

上世纪80年代，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根据中国数以千计的新石器遗址情况，提出“六大文化区系”理论，即：以燕山长城南北地带为中心的北方区系、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区系、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区系、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区系、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区系、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区系。

其中，每个文化区系内的文化大致趋同，且都有自己的核心区，甚至核心遗址。其实，可以粗略的将每个文化区系视为一个“散装的古国”，或者说“多个古国”组成的文化联合体。

巧合的是，文化区系与方言区虽然不能一一对应，但也存在一定重叠，比如粤语方言总体属于南方区系，吴语方言属于东南区系，湘方言属于西南区系等。

当然，由于地理与历史的原因，同一文化区系内也会分化出不同方言，比如古代南方区系内族群较多，兼之山多非平原的地理原因，导致同一文化区系内有多种方言，既有粤语、也有赣语，还有因迁徙原因带去的客家话；同理，不同文化区系之间的语音也会趋同，比如因为历史上北方各地交流频繁，所以如今山东就属于北方方言。

而语言不同会助推分裂，那么中国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呢？答案很简单，就是必须使用表意文字——各大方言彼此能交流的文字工具！因为，如果使用表音文字，即便短期内依靠武力强势推广，但时间一长后，各地读音依然大不相同。

因此，虽然中国使用表意汉字，但如果没有规划，依然会出现新的问题，语言文字上的隔阂就会涌现。

秦始皇推行“书同文”，除了元清之外，历代都推广强调书同文，但另一方面，当时虽有雅言即普通话或官话，但历代并未强力推广，因为无法在全国大规模推广，在中央做官的当然要会官话。

总之，一者中国广土众民，地理环境又差别较大，必然出现各种方言，这是不可避免的，在古代也是没办法解决的；二者中国是不同文化互相融合的结果，征服当然有，但主流是融合，因此各文化区系的语言习惯必然会传承下来.......由此导致如今方言众多。

由于中国表意汉字的特性，以及从秦朝开始着重推广“书同文”，就解决了跨方言区的交流问题，避免出现语言文字的隔阂，这也是中国能够大一统的重要原因。在这一问题上，秦始皇不愧千古一帝，目光长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