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洪一生两次栖隐罗浮山，潜心修道、悬壶济世、行善积德。当代学者说：“葛洪在罗浮山的行善之举，首先在于他常怀道者医家的仁爱之心，救贫济困，行医治病。”此言不虚。此外，葛洪在东晋战乱频频民不聊生之际，目睹百姓颠沛流离缺医少药的惨状，于是积极撰写、编着和收集医药之书，也是大善之举。

▲惠州博物馆内的葛洪雕像。

葛洪写于罗浮山修道期间的《肘后备急方》，是中国最早的“临床急救手册”，葛洪让道士弟子抄写、分送给当地乡民，不知拯救了多少社会底层黎民百姓的生命。“寻葛氏旧方（《肘后备急方》），至今已二百许年，播于海内，因而济者，其效实多。”罗浮山民众深受葛洪慈行善举的照拂，称他是上天下凡救难救苦的“葛仙翁”。

公元1095年，时年59岁的苏轼寓惠，曾经栖隐终老于罗浮山的葛洪迎来了真正的“后世相知”。苏轼不仅非常欣赏葛洪，且在很多方面是以葛洪为榜样的。

首先，葛洪在罗浮山的慈行善举影响寓惠期间的苏轼。苏轼寓惠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年零七个月，但他达观积极，“兴学行仁、济人利物”（任应麟《修东坡祠记》），力所能及地为当地百姓谋福利，办实事，赢得了惠州百姓真诚的爱戴和永久的缅怀，惠州现在“苏迹”遍布即是明证。

其次，苏轼贬惠期间一如既往地关心民瘼、恤民疾苦，亦有葛洪的影响。有学者指出：“（葛洪）是如此热切地关注着现实动态，《外篇》中的每一个篇目几乎都有其当下指……这是一组旨在解决当日民生多艰的文章。”无独有偶。绍圣二年六月，苏轼作于惠州的《荔枝叹》抨击奸佞争新买宠劳民伤财，指摘时政腐败、胸怀天下苍生的拳拳之心汩汩流出。

葛洪认为，无论为官还是隐居，都应以儒学作为治国的主导思想，以国事百姓事为先，护佑一方平安，为百姓做好事实事；唯有如此，官员、隐者和百姓，方能过上太平日子。葛洪与苏轼，爱民惠民、照拂百姓之举，相去千载，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