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报道，在一连串白宫战情室会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于自身直觉、副总统万斯的疑虑，以及情报机构的保守评估之间反覆权衡，最终逐步走向对伊朗开战的决策。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026年4月6日（星期一）在华盛顿白宫詹姆斯・布雷迪新闻简报室（James Brady Press Briefing Room）与记者交谈。（图／美联社）

《纽约时报》报道指出，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对伊政策上长期高度一致，甚至超出部分幕僚预期，这种关系也在美国政坛引发广泛争议。

2月11日，内塔尼亚胡在白宫进行关键简报，主张伊朗已具备政权更迭条件，并提出一套近乎“确保胜利”的战略：数周内摧毁伊朗飞弹能力、削弱其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同时透过轰炸与情报操作，引发内部抗议甚至政权崩溃，并可能结合库德族势力开辟地面战线。特朗普当场回应“听起来不错”，被视为接近放行军事行动的讯号。

然而，美国情报体系隔日评估指出，这套计划可分为四部分：斩首行动、削弱军力、引发民变与政权更迭。其中前两项具可行性，但后两项被认为“与现实脱节”。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甚至直言，相关构想“荒诞”，国务卿鲁比奥也直白称其为“胡说八道”。副总统万斯同样强烈反对政权更迭的可行性。

尽管如此，特朗普并未因此动摇。他明确表示，是否开战不取决于政权更迭能否实现，而是聚焦于“斩首领导层”与“摧毁军事能力”两大目标。这显示他已将战略目标收敛至可操作的军事行动，而非全面重塑伊朗政治体制。

在决策过程中，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扮演关键但谨慎的角色。他一方面警告，大规模军事行动将迅速耗尽美军武器库存，特别是在支援乌克兰与以色列后已显吃紧；另一方面也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封锁风险极高。然而，他始终避免直接表态反战，只强调风险与可能后果，并反覆追问“然后呢？”

这种专业但不下结论的军事建议，反而让特朗普倾向选择性解读。他常将凯恩的战术分析视为战略背书，例如忽略风险警告，转而放大美军可长期空袭的能力。整体而言，尽管内部存在分歧，除了万斯外，多数幕僚最终仍顺从特朗普对“快速且决定性胜利”的判断。

整个决策过程凸显出一个核心特征：在高度不确定与风险并存的情势下，最终主导方向的并非情报评估或军事专业，而是总统个人的直觉与既有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