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六年（1677年），时年才二十出头的玄烨就下了一道圣旨“朕不时观书写字，近侍内并无博学善书者，以致讲论不能应对。今欲于翰林内选择博学善书者二员，常侍左右，讲究文义”。

很快，张英、高士奇两位朝野上下一致认可的饱学之士就得以脱颖而出，成为了首批伴随康熙左右的“学术顾问”，而位于紫禁城干清宫西南处的“南斋”，就成为了康熙与文士们活动的“文艺沙龙”，而这就是鼎鼎大名的南书房。

顾名思义，南书房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官方机构，在外人眼里也不过是康熙闲暇之余和才子们探讨琴棋书画的风雅之地而已。张英等人虽被称为“南书房行走”，但不过是个称谓而已，算不上正式的职务（当然张英等人另有正式的官职）。

但不久，南书房的性质就悄然发生了变化，在此轮值的文士们不再仅仅只是陪皇帝赋诗撰文，他们有了更加重要的任务，那就是秉承康熙的意旨起草诏令，参与军国大事，史书也记载“若特颁诏旨，由南书房翰林视草”。此外，很多各地上报康熙的“密奏”，也要经过南书房之手呈交康熙。

由此可见，南书房已由单纯的“文艺沙龙”升级为一个手握重权的机要中枢机构，可谓“权势日崇”。那么是甚么样的原因，从而使南书房的性质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康熙执政之后，虽然皇族宗室内部的争权夺利、血雨腥风暂时告一段落（只是暂时，康熙晚期还有更加惊心动魄的“九龙夺嫡”），但皇权还是面临着不少挑战，八旗勋贵嚣张跋扈、大权在握者依然存在（鳌拜就是典型一例），由勋贵们组成的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依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国策，对皇权起到了很大限制作用。

而仿效明朝建立的内阁六部等各级部门也是无法摆脱封建官僚机构固有的臃肿桎梏，皇帝的命令也不能迅速落实到帝国的方方面面。

在这种情况下，康熙就需要设立一个全新的，完全由自己掌控的部门，不仅能让自己的命令迅速下达落实，更能削弱八旗勋贵手中的权力，不再受其制约。康熙通过将草拟诏书圣旨、参与军国大事决策、处理各地“密奏”等等核心机要事务由南书房统筹处理，使得南书房成为了帝国实际上的权力核心。

康熙在其执政初期，其地位还没有那么牢固，加之满洲贵族势力也颇为强大，于是要加强皇权，也需要采用一些较为“阴柔”的手段。

南书房毕竟名义上仅仅只是一个探讨文艺的书房，连正式机构都算不上，可以很好的起到避人耳目、混淆视听的作用。深宫大院之内，又有谁知道康熙和这些文士们是在谈古论今，还是在商议国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