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元年（1796 年）的一个冬夜，北京城护城河沿岸寒气刺骨，八千余名衣衫褴褛的流民永远倒在了冰天雪地中。他们是清王朝由盛转衰的见证者，更是封建土地制度崩塌前的牺牲品。当“康乾盛世”的余辉逐渐消散，土地兼并的狂潮正将千万农民推入深渊，一场震撼帝国根基的社会危机悄然降临。

在河南安阳的田契档案里，乾隆年间的交易记录触目惊心：农民李二狗因无力偿还高利贷，将祖传五亩良田以“永佃”名义典给地主，却在十年后被以“欠租”为由彻底剥夺产权。这并非个案，明清时期的土地兼并早已形成制度化剥削体系。

据《清实录》记载，乾隆年间，直隶、山东等地地主常趁灾年压低地价，以“十钱购一亩”的价格大肆收购农民土地。官僚、乡绅与商人组成的地主阶级，通过灾荒贱买（如1785年河南大旱时地价暴跌七成）、债务勒索（春借一斗秋还三斗的“驴打滚”利息）、强迫抵押等手段，在乾隆至嘉庆的半个世纪内鲸吞全国半数耕地。

江苏松江府的佃农帐册显示，每亩稻田需向地主缴纳三石租米，相当于年产量的70%，而同期朝廷法定田赋仅为亩产的 15%。在浙江嘉兴，地主甚至发明“大斗进、小斗出”的计量方式，佃户缴租时用24斤为一斗的“大斗”，借贷时则用 16斤为一斗的“小斗”，进一步盘剥农民。

比正租更可怕的是无形的枷锁。河北丰润的佃户契约注明：“逢年节需献银三钱为‘送节礼’，嫁女须纳‘出村银’五两，丧仪需缴‘断气钱’二两”。这些写在契约之外的潜规则，实质是封建人身依附的残痕。

山东曹州的地方志记载，某地主家办丧事，竟强征三十户佃农子女充当“哭丧队”，稍有不从便以“抗租”论处，送交官府治罪。在江西赣南，地主规定佃户家婚丧嫁娶需提前报备，未经允许不得操办，违者罚粮十石。

当土地上的产出连基本生存都无法维繫，背井离乡成为农民唯一的选择。嘉庆年间的北京，正阳门外的乞丐群落日益壮大，据《户部则例》记载，登记在册的“丐户”已达十万之众。这些流民中，有来自江淮水患区的灾民，有被山地垦荒耗尽体力的棚民，更多的是失去土地的佃农。

他们蜷缩在城墙根下，用破席遮挡风雪，靠捡拾剩饭度日。

灾荒与战乱加速了这一进程。嘉庆六年（1801年），直隶永定河决口，淹没良田百万亩，数十万灾民涌入京城，导致 “粥厂每日赈米千石仍不足”。同年，黄河在河南睢州决堤，沿岸30余县沦为泽国，饥民“鬻子卖女，哭声震天”（《河南通志》）。而在南方山区，安徽徽州的棚民在开垦多年后，因水土流失被迫放弃贫瘠山地，“携老挈幼，转徙他省，沿途乞食者络绎不绝”。

这些流民不仅面临饥饿饿威胁，更成为社会动荡的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