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签署仪式顺利在港举行，标志着完善全球治理的使命向前迈进一大步。这样说并不夸张，毕竟在单边主义笼罩全球、美国威胁要兼并加拿大格陵兰的当下，凡是主张多边合作的国家，均有提倡和平解决争端的责任。国际调解院之成立，有利于国际秩序变得更加开放包容，假以时日，这个机构的价值将会充分显现出来。

“零和博弈”外的选择

解决国际纷争的方法很多，最糟糕的当然是战争，非暴力的诉讼或仲裁虽比较可取，但毕竟反映了一种不是你输就是我赢的“零和思维”，而且在具体操作时，总是牵涉高昂费用；出了结果后，败方不服气、双方剑拔弩张，甚至最终“反枱”，也是常有之事。假如能够在“零和博弈”之外，创造一种更灵活、更经济的替代品，双方不致于失掉和气，那自然比较可取。

我们并不是说，调解可以百分百成功（这是不务实的），但它起码是一种可行的思路。所谓调解必有一个中立的第三方，涉事双方在互谅互让的情况下，尽量寻找一个解决方案。这不是比剑拔弩张来得更为明智吗？根据《公约》，包括国与国之间，国家与他国投资者之间的争端，以至国际商事争议，都是适用的。将来国际调解院具体运作时，可能会因为经验不足而出现一些困难，但只要累积足够经验，不失为一个可与诉讼或仲裁竞争的分歧解决方式。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国际调解院的成立回应了新时代的要求。众所周知，现行国际机构几乎都是二战结束后的产物，大致上由西方国家所设计和主导，因此难免掺杂了西方的思维习惯。非西方国家能否在这些机构中获得公平对待，能否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捍卫自身权利，实属疑问。

时移世易，二战结束80年后的世界早已变得不一样，包括我们中国在内的许多新兴国家，都有自己的声音，未必完全服膺西方的一套。参加这次签署仪式的国家共有32个，它们绝大部分都是亚非拉国家，并不是我们熟知的“西方阵营”成员；仅有的两个欧洲国家是白俄罗斯和塞尔维亚，但两者均为西方主流国家所排挤。我们不难从这些国家的名单中，看到新兴国家逼切提升自身在国际治理中的发言权的呼声，它们不愿意盲目追随西方主流价值观。

国际调解院是全新事物，它在波谲云诡的地缘政治中，必会受到西方国家的抵制和质疑。这次没有西方主流国家加入《公约》，完全是意料之内。但国际调解院作为西方机构之外的选择，毕竟有其历史意义，实际上反映了国际事务不再由西方说了算的趋势，解决分歧也不一定要诉诸零和博弈，可以效法古代中国的“以和为贵”。这是国际调解院呈现出来的精神价值。

港拥中英双语普通法优势

国际调解院坐落香港，绝对是一个不二之选。香港回归本身就是受惠于和平协商，这为我们承担国际调解的任务，创造了不少底气。加上，因为历史缘故，香港继承了中西两个世界的优点，拥有中英双语普通法制度优势，又是亚太区最受欢迎的仲裁地点，凭借“一国两制”赋予的特质，我们这个城市角色非常吃重，可为国家践行多边主义、推动全球和平与法治积极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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