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曾经说自己“凡事但求实际，不务虚名。”(《清圣祖实录》，卷二六八)这是他在治国理政中时刻遵从的一项准则。他曾经屡次拒绝群臣们为他上尊号的请求。在封建时代，给皇帝上尊号是一种“大典”，所谓“加上尊号，典礼甚大”。(《康熙政要》，第242页)因为对于一个干纲独断、至尊无上的封建君主来说，权力和地位都已经臻于巅峰，无可再增，所以“上尊号”便是扩大政治威望、提高历史地位的重要举措，具有重大的政治象征意义。

康熙初，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拥兵自重，对清朝中央政权阳奉阴违，形同割据。康熙十二年(1673)，康熙下定决心撤藩，吴三桂及耿精忠、尚可喜之子尚之信起兵与清对抗，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三藩之乱”。

经过整整八年的艰苦战争，终于在康熙二十年十一月取得了平定“三藩之乱”的胜利。两年以后，一直占据台湾奉明朝为正朔的郑克塽在清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归降清朝，实现了台湾的统一。在这两次重大历史事件之后，群臣们提出要给康熙帝上尊号，应该说也是适逢其会。

平定“三藩之乱”后最早提出要给皇帝上尊号的是监察御史何嘉佑，他的理由是：“今天下荡平，皆赖皇上一人功德所致”，所以“应加皇上尊号，以彰功德”。(《康熙起居注，下同》)此后，大臣们从亲王、内阁大学士、九卿到詹事、科道等官员，凡是身分和地位具备向皇帝进言资格的，无不争先恐后，纷纷上奏，掀起了一场请上尊号的热潮。

这些人重复着何嘉佑提出的理由，强调“三藩之乱”的平定是皇上一人之功。康熙却明确否定了这种说法，说：“所奏称天下荡平，皆朕一人功德所致”，“所奏无益”。他多次同大臣们回顾了平三藩的决策情形，表示这一场斗争经历了复杂的过程，如“事有错误，朕亦自任，断不归咎于人”。现在取得了胜利，乃是“荷上天眷佑，祖宗福庇”，将士用力，“疲于征调”；百姓困苦，“敝于转运”，连官员也裁减俸禄，以供军需。这是上下一心，共同奋斗的结果，“若遂侈然以为功德，崇上尊称，实可耻也”。

当大臣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奏请时，康熙帝斩钉截铁地说：“朕意已定，决不允受。如受之，则前言为虚矣。”

两年后，群臣以“神功圣德，超越千古，非加上尊号，无以慰臣民仰戴之愿”，再一次请上尊号。康熙帝同上次一样，坚决拒绝。他说：“治天下之道，但求平易宜民而已，何用矜张粉饰？”“朕但愿以平易之道，图久安长治，不愿烦扰多事，可将朕意传谕九卿、詹事、科道知之。”

康熙的拒受尊号，反映了他宽阔的政治胸怀，也反映了如本文开头提到的“凡事但求实际，不务虚名”的政治风格。正是这种政治胸怀和政治风格，使他在历史舞台上扮演了“康乾盛世”开拓者的角色。如果他一味追求虚名，受到损害的将恰恰是他的政治实绩，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也许会打一个很大的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