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的今天，30多个亚洲与非洲国家齐聚印尼万隆，304名代表肩负半数世界人口的期盼，首次公开对话“保卫和平、争取民族独立与发展经济”等共同议题，并在东西冷战夹缝中寻求第三世界的出路。70年沧桑巨变后，当年万隆会议（又称亚非会议）所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其发展轨迹究竟如何？

从硬性数据看，第三世界国家确实取得显著进步。联合国及国际组织的统计显示，基本民生指标呈现明显改善。平均寿命从1950年代的约30岁延长至今日最不发达国家的65岁，反映公共卫生与医疗基础设施的长足进步。营养状况亦有质变，营养不良人口比例从1970年的34.8%降至2015年的12.9%，显示粮食安全和营养政策的成效。

教育方面同样取得重大突破，全球成人识字率从1950年的55.7%大幅提升至2015年的86.2%，亚非地区因普及义务教育尤为显著。极端贫穷人口比例也呈加速下降趋势，从二战后至1990年间每年平均下降0.5个百分点，加速至1990-2019年间的每年1个百分点。2024年全球仅8.5%人口生活在每日低于1.90美元的贫穷线以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报告也印证，发展中国家“人类发展指数”持续攀升，生活质量普遍改善。

然而，若深入检视结构性指标，第三世界与西方先进国家的根本差距不仅未缩小，反而在某些关键领域持续扩大。研发投入方面，2020年欧美地区平均将GDP的2.62%用于研发，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研发投入增速仍明显落后。高等教育差距同样悬殊，2000年欧美地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约75%，撒哈拉以南非洲仅4%，相差71个百分点；到2020年，这一差距仍高达70个百分点，几无改善。

更为根本的是，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仍处于低端环节，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生产和资源出口，难以突破进入高附加值产业。在高科技和知识密集型领域，由于先进国家技术创新步伐加快，发展差距甚至进一步扩大，形成新型依赖关系。

七十年前的万隆会议旨在促进亚非国家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形成了以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政为核心的“万隆精神”。这一精神虽经历国际格局多次重组的考验，但确实帮助亚非国家走出了一条艰难但持续发展的道路，人民基本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改善。

然而从西方国家的视角来看，从冷战时期的冷眼旁观，认为会议的实际影响力有限；到现代美国一些较友善的学者愿意将万隆会议视为全球南方国家寻求自主发展道路的里程碑。彼此立场各异。在一个不确定的年代，发展中国家如何与西方国家对话交流，其挑战将比过去更严峻，然而，如果能透过更多的合作机制共同发展，或许能够一步步缩小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万隆精神”在新时代的意义，不仅是追求基本生存和发展权利，更是争取在全球治理中，共同构建更加包容、可持续的全球发展蓝图。不同国家之间的协商如何创造机会，求同存异，仍是不变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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