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白宫的关税清单与北京的反制措施在空中交锋，不仅加码对彼此进口商品课征关税，美国还对其他主要贸易伙伴释出90天内协商的讯号。未来局势仍充满变量，若要探索走向，回顾历史最严重的关税冲突，或可提供有益的视角。

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当属1930年的《史穆特－霍利关税法案》。一战后，美国成为全球主要出口国，但农产品价格暴跌、农民收入锐减，引发保护主义浪潮。该法案将超过两万项进口商品关税调升至历史高点，部分品项甚至超过50%，企图保护本土农业与制造业。

然而，此一政策推行时机不当，适逢1929年股灾后的经济下行期，引发全球报复性关税措施，导致国际贸易迅速萎缩。1933年，全球贸易量较1929年大减逾六成，美国出口崩跌，失业率飙升至25%，经济陷入恶性循环。直到1934年政策转向，才稍见改善。

这段历史让多数经济学者与政策制定者普遍认为，危机中滥用关税只会加剧灾难。短期虽可能保护局部产业，但长远则造成全球供应链断裂，伤害整体经济体质。

不过，亦有学者对此传统观点提出挑战。他们认为关税保护在某些历史脉络下具备正当性，特别是当经济过度自由化导致产业空洞化时，关税可作为暂时性的调整机制，而非长期战略。这样的辩论也反映当前华府对关税工具的弹性运用思维。

坊间亦有观察指出，白宫高调推动关税措施，实乃测试盟友与对手反应的“先手棋”，其真正目的可能在于为解决美国财政赤字铺路，盼能毕其功于一役。若能在六月前促成协议，稳住债务市场信心，则关税便成为一种具谈判性的筹码。

然而，要让关税成为稳定赤字的工具，尚须数个前提配合，包括财政与贸易政策整合、设定明确分阶段目标、建立回应机制以避免谈判破局及互相报复。缺乏整体架构与弹性，关税容易从工具沦为风险。

当前，虽然特朗普政府对谈判进度表示乐观，认为90天内可望达成协议，但市场杂音渐增。联准会主席鲍威尔4月16日警告，关税“极有可能”短期推升通膨，并带来长期结构性伤害。这番话，与当年史穆特-霍利政策的反思，恰遥相呼应。

所幸，政府在面对债股汇市场动荡之际，仍展现一定弹性。特朗普总统4月14日即表示，可能暂缓25%的汽车进口关税，给予产业转型期，并自称“非常有弹性”。这显示虽局势未明，但尚未进入无可挽回的临界点。

总体而言，史穆特－霍利关税战的教训，不在于单一关税数字，而在于如何掌握时机、灵活调整政策，于短期效益与长期稳定间取得平衡。在全球经济迷漫着不确定的气氛，各国领导人如何权衡保护主义措施的利弊得失，避免重蹈覆辙，共同维护全球贸易体系的稳定与繁荣，将写下这一代的财经大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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