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川陕地区特殊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外部环境，四川地区历来受到统治者们的重视。

当时宋朝就在四川长期推行特殊化统治政策，包括官职任选、军事管理、科举制度和人才教育等方面，都因地制宜的进行改革和变通。特殊化统治政策是宋朝中央对地方进行特殊化对待，鉴于地方的种种特殊性，给予地方更多的权利，以加强监督和管理

四川实行特殊化治理很大程度上与它的自然地理环境有关：四川地区位置偏远，地势险峻，制约了中央与地方的紧密联系，使四川的经济文化发展较为封闭

首先，川峡地区的地理形势“阻远险恶”。“阻远”体现在四川位于西部，距离国家政治中心较远且地形复杂，以盆地为主，周围群山峻岭，基本与外界阻隔。“险恶”则体现在四川东、西两面的交通孔道凶险难测，巫山两岸多悬崖峭壁，急流险滩，北面横亘秦巴山地，山高坡陡、形势险峻。

所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因此四川对外联系困难，孤立无援。

唐宋之际，全国的政治重心从关中和中原偏西地区逐渐向东转移，宋以后，政治重心主要以开封、杭州、南京、北京为都。随着政治重心的东移，四川的地理劣势更加突出，与朝廷的联系更为艰难，可谓“万里”之遥，为保障国家统一和政权的稳定，对四川实现特殊化统治势在必行。

四川封闭、恶劣的生存发展环境，一方面导致当地优秀人士的入仕观念不强，不热心于政治。另一方面也使得很多外地人士不愿入蜀为官。

为鼓励蜀人积极入仕，朝廷采取各种优待之法，如在科举考试方面给予很多宽松的政策；为鼓励中州之人积极入蜀为官，朝廷除了采取优待之法，还加大川陕地区重要官员的“奏辟权”并且实行“定差法”一类的特殊官制。

四川地区离朝廷最远，信息不畅，重要消息无法及时传达，当时北方金朝和蒙古都给宋朝廷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四川地区以往设有的高级行政区，存在设置的不连续性和不稳定性等问题，因此不得不给予四川更多快速处理紧急和重大事件的能力，如给予一些重要官僚机构以“便宜行事”的特权。

四川的“险”和“远”，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中央对地方的管控力量，地方州县官吏滥用权力胡作非为的现象突出，引发民众不满，甚至是反抗。

四川当地的一些官员无视国家的监察和管制以权谋私，不顾国家的法律法规，霸占土地、缴纳重赋、制造冤假错案等，社会秩序极其混乱，民不聊生，最终导致以王小波、李顺为代表的农民起义相继爆发。

川陕地区“阻远险恶”的地理形势是宋朝高度重视四川并对其施以特殊的统治的重要原因之一。朝廷适当的调整政策，不仅有效的保证了四川地区的稳定发展，同时也极大的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长治久安。

四川实行特殊化治理因为四川较为发达的经济水平：四川虽然地处西部偏远地区，但其开发早，物产丰富。尤其是唐末时期，四川地区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