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美国对华加征总关税升至145%，并首次将中国香港和澳门纳入关税打击范围的举动，令香港面临多重夹击的局面。作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与转口贸易枢纽，香港既要应对美国单边主义的重新订立规则，在产业链外迁与内需转型间寻找新出路，亦须呼应国家战略对区域协同的逼切需求。在这场博弈中，香港的“超级联系人”角色已非简单的货物中转，破局的关键，是其能否跳出传统中转思维，以“系统性升级”的逻辑重构竞争优势。

数据显示，2024年香港与美国贸易总额为5016.72亿港元，转口贸易仍是香港对美贸易的核心组成部分，这一结构令中美贸易战中香港所受的影响亦较大。而转口贸易量下降将连带冲击金融、物流等服务业——这正是香港经济的根基。在美国取消小额包裹免税政策后，香港的电商经营也将受到直接冲击。香港若仍然只是聚焦货物贸易中转，将错失更大战略机遇。

事实上，当美国试图通过“对等关税”壁垒遏制中国制造时，香港完全可以把握机遇转型为提供服务贸易技术支撑的桥头堡。香港可利用其全球第三大仲裁中心的地位，为中国企业应对美国技术转让限制提供法律专业咨询与服务；或依托离岸人民币资金池，为遭受美方金融制裁的企业搭建替代性融资通道。这种“非对称应对”既能规避货物贸易的正面冲撞，又能放大香港的制度优势。

香港的破局关键，在于将国家的“系统性反制”转化为自身的“系统性升级”。香港亟待突破对“货柜经济”的路径依赖，向整合金融、法律、科创等高价值要素的全球供应链中枢转型升级。具体而言，或可借鉴讯息技术协定（ITA）的经验，在香港设立“数字中间品自由贸易区”，对芯片设计、工业软件等不受美国出口管制的数字服务实行零关税。既能吸引全球科技企业将亚太研发中心落户香港，又能通过“数字转口”规避实体物流的关税壁垒。

与此同时，香港产业链外迁路径亦被封堵，美国将越南、泰国、柬埔寨等香港厂商主要设厂地纳入加税名单，东南亚成衣厂出口成本飙升10%-15%，而行业平均净利率不足5%。加价则订单流失，降价则无利可图。在此背景下，香港若仅靠“绕道设厂”被动应对，可能成效相对有限。

香港厂商须提升产品附加值并加强区域协同，通过大湾区“前店后厂”模式重塑竞争力。例如在深圳设立数字设计中心，利用AI生成服装、电子元件设计稿，缩短研发周期；将低附加值环节转移至例如粤西等低成本园区，保留香港总部接单与质检功能，并通过科技赋能为低附加值商品提升增值空间。例如一件普通童装加上定位芯片增加防止儿童走失功能；为老年人设计防跌倒服装，用传感器侦测体位的突然改变，从而释放气囊保护头颈等关键部位等，以达到本地增值25%的“香港制造”标准。通过香港离岸公司对接欧洲、美洲更多国家品牌方，利用“原产地多元化”标签降低关税敏感度。

在这场博弈中，香港的金融市场亦可凭借自身的中立性与专业性，从技术层面做出一些创新突破的产品。

在中美关税战下，香港不能仅单纯依赖传统转口贸易，而需要在服务贸易、数字规则、区域协同、风险金融等领域重新构建不可替代的节点价值，才有望成为新全球化体系的“关键缓冲器”。这需要超越地缘界限的零和思维（Zero-Sum Thinking）与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既不盲目追随美国主导的“价值观供应链”，也不简单依附内地市场，而是以“超级联系人”的姿态，凭借制度创新能力在复杂的世界格局中搭建稳定与信任的桥梁。

蔡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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