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香港公营医疗收费改革方案出台，急症室诊金将上调至400港元，药品收费分级及全年自付上限等政策也一并调整，预计将于2026年正式实施。方案公布前，已在香港社会引发广泛讨论。这次改革的核心目标，是在当前医疗资源错配、人口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缓解公营医疗系统的财政压力。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妥善处理“能者共付”责任与“重症优先”公平保障之间的平衡。

目前，香港公营医疗系统承担了全港近90%的住院服务。然而，根据医管局资料，60%的急症室患者属于非紧急情况，75%的专科门诊病人是稳定的新病症。由此可见，普通科门诊与急症室长期被非紧急病例挤占。与此同时，重症患者却面临自费药物和医疗器械的经济压力，部分癌症患者年负担超过百万港元，形成了“轻症资源过剩、重症保障不足”的困境。

以哮喘吸入剂为例，公立医院收费为15港元（16周药量），仅为私营市场的0.5%，药品的采购与储存成本由公共财政全额承担。虽然这种“高补贴、低收费”的公营医疗模式保障了普惠性，但却难以应对长期的财政压力。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剧，如果不调整收费结构，公营医疗服务系统将面临“爆煲”的风险。

此次公立医院收费改革首先通过分层收费来提升急症资源的分配效率。急症室的收费将按病情分级：对第I、II类（危急、危殆）患者免费，第III-V类（紧急至非紧急）患者收费400港元。相比新加坡媒体报道的新加坡公立急诊科收费约为155新元（约合890港元），虽然香港的收费标准较低，但对比之前180港元的收费已有较大涨幅，预计这一调整能减少非必要就诊，缩短急症室的等待时间。另外，改革方案对全年收费设定了1万港元的封顶限额，覆盖住院、门诊及药物费用（不包括自费药品和器械），预计将直接惠及约7万名重症患者。此外，改革还扩大了减免机制，放宽了病人资格，参照公屋申请标准，符合资格的减免人数将由30万增至140万，覆盖更多中等收入家庭。

收费调整改革不仅仅是对现有收费标准的简单检讨，其核心在于通过精准共付与系统协同，最大化医疗资源的利用效率。但价格上调是否能带来长期效果，还有待政策正式实施后的观察。对上一次急症室收费调整是在2017年6月，诊症费由100港元加价180港元，急症病人的数量在第二年下降约5%，此后一直维持稳定。此次新收费方案亦需要在实施过程中进行动态调整，避免政策僵化。政府暂定每两年检视收费与减免标准，这一做法是很好的开端。

不过，普通香港市民对公营医疗的依赖已形成惯性思维，无论是因为经济压力下的低成本依赖，还是由于替代医疗选择不足、信息不对称、或对公营医疗系统的信任，市民就医习惯的改变仍然需要一个过程。为此，可以考虑从强化公众教育、改善基层医疗设施、增加私营医疗服务的可及性等方面  手改善。

另外，收费上调可能引发“价格敏感型”患者的抵触情绪，特别是习惯于廉价药物的慢性病患者。政府可通过多渠道宣传（如小区讲座、社交平台等），阐明改革“重症优先”的政策逻辑，并强调“全年上限”这一安全网功能。

改善基层医疗承载能力的同时，可通过试点引入数字化技术，推动“远程问诊+药物配送”的互联网医疗模式，结合5G与AI技术优化服务半径，通过网上、手机预约，减少患者的轮候时间。与此同时，可以探讨延长普通科门诊的开放时间，优化夜诊服务。目前香港已有不少私营医疗机构设有政府转介优惠，患者持公立医院转介信可以享受折扣价进行影像检查（CT/MRI）。该政策可延伸至补贴私营医疗机构接收稳定病患者，例如，私营诊所每接收一名公立医院转介患者，政府可提供一定津贴补助。

同时，政府可公示资源使用情况，例如公开急症室的分类就诊比例、轮候时间等数据，以增强公众的信任及政策的公信力。建议成立独立的医疗收费改革评估委员会，由业内从业人员、学界专家及市民代表组成，定期审查改革效果并提出调整建议。

香港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质上是一场从“全民高补贴”向“精准共付”转型的系统性改革。改革的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分层收费的技术设计，更在于如何在“共担责任”与“守护公平”之间找到一个动态平衡点。此次调整只是开端，若能在执行中保持灵活、在沟通中凝聚共识，香港公营医疗体系或能成为责任共担、公平优先的现代医疗典范。

蔡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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