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当个人与家庭遭遇困境，市民诉诸社工求助。 然而一河之隔的内地，“社工”之名或被误解为义工或居委会。 此背景下，仍有内地学子负笈而来，最终在港就业安居。 陈烨是“留港社工”的一员，多年来于残疾人士服务、复康服务等领域绽放光芒，更将香港经验带返内地，为当地培训过百名社工。 随大湾区融合，港人北上、“高才”来港打拼的情况增多，她希望担任“文化翻译者”，协助两地社工相互研习，成为彼此的强力后盾，共同改善人民生活。

▲留港社会工作者协会会长陈烨盼担任《文化翻译者》，协助两地社工交流学习。

陈烨昔日是一位记者，毅然放下工作，来香港中文大学修读社工硕士。 她犹记得，离开上海之前，经常到三甲医院采访，目睹来自全国各地的穷苦病患，有人因负担不起床位，睡在门诊大厅的地板上，有人为治病向亲朋好友借积蓄，医药费是用硬币一点一点攒出来的。 看着这些病患，她无比心痛，“我告诉自己，希望有天学成归来，有能力可以帮助他们。”

来到香港后，她从一句广东话也不会，苦练成为能与本地人沟通。 毕业后她先后在不同社福机构工作，为青少年及残疾人士提供服务，亦曾于家长自助组织，为家长发声及作出支持，经历了跌宕起伏的社工之路。 特别的是，在香港工作4年多，她同时在顺德担任社工督导，开始每月在粤港两地奔波，将在港任社工的经验，分享给内地社工，直至疫情才中止。

将理论作系统性整合让学生跟上

陈烨说，对比香港有完善的训练、实习和注册制度，“内地社工专业起步较迟，不一定接受过专业训练，对社工的知识和技能掌握有限。”她指，内地的服务模式不同，如她曾到访的综合家庭服务中心，不少社工非社工系出身，亦未接受过专业训练，“当地社工薪酬较低，我需要设身处地理解他们的处境，不会以香港这一套去衡量他们。”

她将社工的理论作系统性整合，为让没有相关基础的社工学生跟上，花了大量时间备课，加入实际例子，并作互动教学，“我备课时间是1比1，甚至1.5比1，因为我真的想他们有更好的学习成果。”不仅上课，她更为学生做示范，亲自拜访学生的个案，在取得对方同意下，现场展示辅导过程和技巧。 为不耽误香港的工作，她有时会选择即日往返粤港，头班车去、末班车回，仅乘车便要6小时，回家后已累得没有任何力气。

由于两地文化和社会背景不同，当中衍生服务模式的差异，内地学生学习起来有点困难，进展缓慢，一度让陈烨感到担忧。 她形容，那种感觉像将水倒在沙漠上，“不论倒多少，都好像挥发了，令我也有点沮丧。”后来，她却发现原来并非沙漠，只是一片干旱的土壤，储存的水足够多，种子仍可开花结果。

她分享，有次看见学生运用“空椅子”理论处理家长的哀伤期，于是作出称赞，并询问对方如何做到，“学生说，其实我上课时大家都有认真听，只是当时未消化到，需要一些时间理解，之后便尝试去用了。”

个案与本身文化社会背景有关

陈烨说，在内地做社工，会看到有中国特色的个案，“原来社会工作，真的与本身文化和社会背景有关。”她举例，有因拆迁突然富裕的地区，背后衍生许多家庭问题，如“包二奶”、赌博、吸毒。

另外如在农村，妇女较不被容许表达情绪，她提到，当地社工接获其中一个案，妇女在煮饭时，其5岁儿子不幸从2楼坠地身亡。 妇女面对家族指责，加上自身罪恶感，惟不能表达个人情绪，于是外化为指责村委。 当地社工不知如何处理，她提醒重点不在拆解村委与妇女之间的纠纷，而是令众人理解事件为意外，以及引导家人支持那位失去儿子的母亲，走过眼前难关。

陈烨的耐心和同理心，为内地社工团队带来启发。 不少学生开始主动与她探讨具体的辅导方法和临床技巧，提升了他们的专业水平，也增强对社工工作的认同感。 她笑说，“我看见他们的转变，也很有成功感。”她的第一批学生后来也成为当地机构的管理层，她说，“内地有宏大的社工需求，我的帮忙像一滴水倒入大海，但我相信每人的一滴水，也可让努力被看见。”

两地系统互补能省处理文件时间

疫后通关，两地的交流互动增多。 陈烨说，近一年很多香港的服务机构主动联络留港社会工作者协会，讨论举办交流团的可能性，“我认为我们的角色正好是两地的文化翻译者，希望能为香港和内地的社工界，搭建交流的平台。”

她说，香港自有内地可以学习的社工系统，而内地采用大数据的信息化系统，能减省社工处理文件的时间，可以互相弥补。

近年不少港人北上求助、养老，亦有大量内地优才、高才来港，两地的融合亦让社工模式迎来新挑战。 陈烨说，有跨境院舍便希望通过协会联络留港社工，期望让他们在内地工作的同时，也可受聘于香港机构。

至于优才、高才，陈烨说，有关人才的需求与过去的内地新移民不同，大多是受教育人士，离乡别井下获得的支持更少，“我们很乐意以来港的身份和他们接触，亦相信我们可以发挥的角色会越来越多。”

她形容，自己“踩在两条船上”，而两河之间正好有缺口，作为留港社工，希望为两地社工界作出回馈，“将社工的价值传递出去，社会上多了一些美好的人性，就是有意义的事。”

采访南亚海啸陷压力症 激发做社工实际助人

陈烨早年从事传媒，2004年的南亚海啸是其人生的转折点。 她当时在上海一间报社任记者，被紧急调派往泰国采访灾区重建情况，当中经历让她更渴望帮助受苦的人们，毅然辞职来港读社工。

▲陈烨昔日从事传媒工作。

那年是陈烨当医疗卫生和科技线记者的第二年，被派往泰国布吉采访灾后现场，亲眼目睹灾民的种种困境，其内心深受震撼。 完成采访后，她前往尸体焚化处报名做志愿者，被拒绝之际，一位泰国华裔心理学系研究生向她主动搭话，在其帮助下，得以顺利把上海医疗队留给她的药物发放给灾民。

她发现，灾民与男学生很熟络，全心全意依赖他，“那位男生说，灾民需要的不光是物质救助，更需要心理救助。”男孩的一句话，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返回上海后，陈烨陷入创伤后压力症的困扰，总闻到尸臭味，看到海浪就忍不住落泪，久久无法释怀。 在反复思考和挣扎中，她希望做能实际助人的工作，想起昔日采访时对心理咨询有兴趣，最终下定决心，放弃既有工作，只身来港入读社工系，毕业后留港工作至今。

以佛教智慧应对工作挑战 不执着沉溺负面情绪

陈烨坦言，社工工作压力甚大，每项决策都可能影响一个家庭的未来，故保持早睡早起尤为重要，以维持良好的分析和判断能力，“求助者有成长，可以带给我动力，但无可否认，亦有很多个案较复杂，令人心情沉重。 对我而言，信仰是很大的支持。”

▲陈烨在港受邀分享内地督导的心得与体会。

她形容，辅导者像一个容器，“清空得越快，可承载的事物便越多。”

作为虔诚的佛教徒，她认为佛学思想有助其保持清醒和冷静，“佛教强调每人有因果业力，有各自的命运，让我不会过于执着，沉溺在负面情绪当中。”

此外，她说，佛教内的修行，如颂经、冥想等，也能使她清空脑海的杂念，保持内心平静，“避免受个人主见所局限，以更开放、包容的心对待求助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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