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参为孔子的弟子，其思想成熟的时间落后于其他师兄，但另一方面，曾参又具有更深邃、更有耐力的性格特点。特别是孔子去世后，曾参在几十年的时间内慢慢消化孔子的教诲，从而对孔子学说的某些方面予以了发展。

《韩诗外传》卷一记载，曾参为养活父母仕于莒，曾当过“得粟三秉”的官职。虽有从政经历，但观其一生，仍然是一个孔子式的知识分子形象。其根源在于他那恪守礼制、躬守孝道、不苟同权贵的思想品格。他曾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论语．泰伯》)

这种“以仁为己任”、“临大节而不可夺”的大丈夫气概，实际上并不亚于日后的孟子，甚至从这一点看，似乎可以预示孟子精神的出现。在“志”与“道”面前，形、利、心皆可忘记，政权官位又算得了甚么呢？曾参甚至对现实政治进行鞭挞。孟氏使阳肤为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论语．子张》)这可以说是曾参对现实政治形势的批评。

不屈从、不苟合、刚直不阿、清醒处世的君子品格，这基本上可以说是原始儒家对待政治权势的正面态度与做人的基本原则。虽然不必卷入现实政治，但一定要保留着对专制政权批判的权力。

曾参所作的《大学》，开宗明义，提出了三纲(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八目(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封建伦理道德的政治哲学体系。

“至善”既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也是政治上的最终理想。“诚意、正心、修身”是道德修养，“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治实践。通过道德修养实现政治抱负，道德与政治水乳交融，正是儒家思想以至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描述“治国平天下”宏伟蓝图的时候，接着讲得众、慎德、生财、举贤。“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故“治国平天下”者，应做“民之父母”，以“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孕育着孟子“民本”思想的萌芽。

《曾子．大孝》说：“天之所生，地之所养，人为大矣。”认为人是天地间最伟大的，“天地之性为贵”(《孝经》)。荀子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认为人不是顺应自然，屈从于自然，而是能动的改造自然。“从天而倾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发现并重视人的作用，这是儒家思想的精华。

曾参认为，在人类中，应该发现、推举、尊重人才，进而倡导圣贤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