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立国伊始，宋太祖即确立了“不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人”的祖宗家法，这在君主专政时代不啻为言论自由撑起了一把保护伞。宋代太学生不怕开除，不怕入狱，敢说真话的史实，与这有关。

按照宋代教育科举制度，太学生一旦完成学业，就能出仕为官。于是，作为士大夫的后备梯队，在他们看来，理所当然就是社稷安危、生民利病的担当者。每当“国家有事”之际，他们总是责无旁贷地把国家之事视为份内之事。这种责任感的驱策，使得宋代太学生敢说敢做。

宋代太学生不把自己当外人，视国家为自己的国家，他们发动了多次学生运动，不独学校教师援助他们，即社会人士亦多表示同情，原因就在于太学成为公论所在之地，太学生成为正气所持之人。

宋徽宗大观二年（公元1108），太学生李彪目睹弊政，准备上书，宰相蔡京接到密报，将其“付狱推治”。其后，朝廷大兴花石纲，太学生邓肃献诗讽谏，蔡京向宋徽宗危言耸听：“不杀邓肃，恐浮言乱天下。”徽宗对政治污浊很清楚，他说：“这倒是个忠臣！”没有杀邓肃，只是取消了其学籍，放归田里，这与徽宗还记着太祖的家法似乎有关。

北宋在徽宗以前，言论环境还算宽松；而徽宗君相对言事论政的太学生或开除学籍，或投入大牢，虽杀戒未开，言论之网已然收紧。

靖康元年（1126），金兵攻到开封城下。当时，主战派李纲临危受命，正领导着东京保卫战，宋钦宗却听从主和派的妄言，将李纲罢免。太学生陈东率千余同学伏阙上书，城内军民不期而至者数万人（一说十余万），要求重新起用李纲。钦宗被迫让李纲复职，以安抚请愿的学生与军民。

宰相李邦彦等人诬陷陈东“意在生变，不可不治”，还企图将伏阙学生逮捕处死，但终未得逞。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以此次最为激烈，亦最有价值。

不过，这次学运仍未能挽救北宋的覆亡。建炎元年（1127），宋高宗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一度任命李纲为相，藉以招徕人望。李纲力主抗战，与高宗立意逃跑南辕北辙，他任相仅七十五日即遭罢免。

太学生陈东再次上书，要求罢黜投降派宰相黄潜善与汪伯彦，再相李纲。同时上书的，还有另一布衣士子欧阳澈。这次，高宗违背祖训，断然开戒，将二人斩于东市。他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就是唯恐陈东坚持起用李纲，会再次激起靖康年间万民伏阙式的民变，动摇成立不久的南宋小朝廷。

但恶例既开，其后南宋统治者在镇压太学生运动上就无所忌惮了。对上书言事的太学生，不仅韩侂胄、丁大全与贾似道等宰相或“捕置之狱”，或“押送贬所”，把运动扼杀在萌芽状态；宰相史弥远更毫不手软地以“叛逆罪”处决反对其专政的武学生华岳与反对其废立的太学生潘壬、潘丙。

史弥远镇压太学生一事没有激起民众抗议，这一事件使中央政府转入独裁模式，即君主或其代理人大权独揽，压制甚至镇压持反对意见的官僚与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