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会通过订立预设医疗指示的《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草案》，为病人在晚期照顾中提供更大的自主权，并让医护人员在执行病人意愿时拥有法律保障，是香港晚期照顾服务的重要里程碑。然而，医疗界势必面临一系列挑战，尤其是在法律风险管理、资源分配及社会沟通等方面，如何有效应对将决定条例能否成功落地。

这条由提出、咨询、研究再咨询，到今天终于通过立法的条例，标志着社会由忌讳到冷待，到同意执行，历时足足18年。2006年提出建议初期，市民对预设医疗指示认知度甚低，医生亦担心潜在责任，尤其顾虑病人在临终阶段或会改变主意，加上病人家属经常出现争议，因此一直未获支持。

此条例的核心精神是保障病人在末期阶段的尊严与自主权，很多晚期病人尤其是认知障碍病人，由于精神上的决断能力减退，往往不能及时向医生表达其医疗决定，遂希望透过预设医疗指示，预先表明其意愿。

但对医护人员而言，执行预设医疗指示伴随法律风险。首先，条例要求医护人员必须确保病人的指示符合法规，例如指示的见证程序是否合规、是否符合条例指定的适用条件（如末期疾病或植物人状态），以及病人在订立指示时是否具备精神能力。疏忽任何一个细节，都可能被追究法律责任。

因此《条例》订明，在符合指明条件下，医护及急救人员，以及不论有否接受过专业培训的施救者，将免于因有否对病人施以维持生命治疗而招致法律责任。这保障将有助释除医护人员的疑虑。

其次，家属的情感因素可能成为医护人员执行指示的阻力。即使病人已在法律框架下清楚表达意愿，部分家属出于情感或信仰考量，可能对预设医疗指示的执行提出异议，甚至诉诸法律。对医护人员而言，如何在尊重病人意愿的同时平衡家属的情感需求，是一大难题。此外，医护人员可能面临误解，将预设医疗指示与“安乐死”混淆，担心自己的行为会被视为违反医疗伦理甚至法律。

医院在实施新例方面亦可能面临很多挑战。首先，医院需要额外投入资源，升级内部系统以适应条例的要求。例如，条例要求病人的预设医疗指示需被安全存档，这需要建立或升级电子健康纪录系统，确保纪录的准确性和讯息的共享性。但在目前公私营医疗系统尚未完全互通下，病人的跨院治疗需求增加了讯息共享的复杂性和挑战。 

其次，医护人员的培训也是一大挑战。条例的实施需要前线医护人员充分理解法律条文及其操作细节，医院需要统一的内部指引，避免医护人员在执行时出现理解偏差。此外，条例要求医生在见证病人签署指示时，需确认病人的精神能力并解释指示的法律与医疗影响，这对医生的专业判断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面对上述挑战时，医院须制订清晰的政策和标准化操作程序，涵盖如何核实、执行和记录病人的预设医疗指示，确保医护人员有章可循。当遇到纠纷或模糊情况时，建立阶层分明的决策机制，让医护人员有明确的上报和请示流程。

针对条例的实施，医院应定期为医护人员提供法律与伦理培训，例如如何判断病人的精神能力、如何应对家属的情感反应等。同时，成立院内伦理委员会，帮助医护人员在面对伦理困境时做出正确判断。

此外，需加强公私营医疗机构的协作，建立全港统一的预设医疗指示记录系统，确保在病人转院或跨机构时，共享病人指示讯息。此外，医院应详细记录每次执行过程，包括指示的核实、家属的反应及医疗团队的决策，为未来可能的法律纠纷提供充分证据。

为了降低医护人员的执业风险，医院应制订应对法律纠纷的应急方案，当病人或家属对医疗决策提出法律挑战时，能迅速启动危机管理机制，并为医护人员提供法律支援。

条例的成功实施依赖于病人及家属的理解与支持。医院需主动推动病人教育，向病人及家属解释预设医疗指示的法律效力与重要性，消除他们对条例的误解。同时，应在病人订立指示时邀请家属参与，减少未来执行过程中的分歧。

未来政府应透过跨界别合作，积极在社区、长者机构、医疗机构进行公众教育，提升公众对预作决定文书、预设照顾计划及生死教育等议题的认识和理解，并建立支援网络。

《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对保障病人尊严、提升晚期照顾质素具有深远意义，条例的成功不仅需要医院和医护人员的专业配合，更需要整个社会对生死议题的理解。只有通过多方协作，香港才能实现更全面、更人性化的晚期照顾服务，让病人在生命的最后旅程中拥有更多的尊严与自主权。

蔡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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