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即《春秋经》，又称《麟经》或《麟史》，中国古代儒家典籍《六经》之一。《春秋》是第一部华夏民族编年史兼历史散文集，也是鲁国的编年史，由孔子修订而成。《春秋》成为经书，比《诗》、《书》、《礼》、《乐》这四经为晚。

由于《春秋》的记事过于简略，因而后来出现了很多对《春秋》所记载的历史进行补充，解释，阐发的书，被称为“传”。其中成于先秦的较著名的是被称为“春秋三传”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春秋》一书，旧时皆认为是孔子删定。孔子与《春秋》及鲁史的关系，最初的一个说法是“修”《春秋》。《左传》成公十四年：“故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由现代著作观念来说，“修史”一语是最为切实的，因为古代史学为专门之业，史官世袭，编年载籍陈陈相因，诸子之学可以是“空言”，史学则本非一人可以杜撰。

但是到孟子时，则不言“修”而言“作”。《孟子．滕文公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

至司马迁说孔子“乃因（鲁）史记作《春秋》”（《史记．孔子世家》）。班固说“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汉书．司马迁传讚》），都使用了“作”字。司马迁的本意，是指孔子曾作修《春秋》之事，但是后人误会，如张载说：“《春秋》之书，在古无有，乃仲尼自作，惟孟子为能知之。”

这就使学者不得不加以分辨。杜预认为《春秋》是据鲁史而成，鲁史是据诸侯之赴告而成，说：“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仲尼因鲁史册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在典礼。……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馀则皆即用旧史。”（《春秋左传集解．序》）

朱熹说：“圣人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善恶自见。”（《朱子语类》）顾炎武说：“《春秋》因鲁史而修者也，《左氏传》采列国之史而作者也。”（《日知录．卷四》）现代学者杨伯峻提出：“《春秋》本是鲁史本文，孔丘不曾修改。……孔丘实未尝修《春秋》，更不曾作《春秋》。”（《〈左传〉前言》）他们都认为《春秋》与鲁史有关，甚至是直接抄录了鲁史。

但是杨伯峻也承认孔子与《春秋》有关，说：“我认为孔丘曾经用《春秋》作过教本，传授弟子。”

学者金景芳说：“六经亦称六艺，实际上它是当时孔子为了教学所编的教科书。”多数学者同意选编教科书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