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许多人将明朝灭亡、清朝兴起的原因轨迹于天气。理由则是恰逢小冰河发作，酿成非常严重的气候灾害，对明朝的正常经济造成致命破坏。否则清军绝无入关的机会，顶多只是在关外兴风作浪。然而，作为同一块大陆上的居民，难道满清就不受小冰期影响？

事实上，关外的女真诸部很早就发展出农耕经济。例如在可木以南的靠近汉地区域，农业耕作一贯相对成熟。即便是遥远的黑龙江诸卫，也经常能与汉人产生贸易往来。至于地处松花江下游的弗提卫，因为是占据北至黑龙江中下游地区的必经之路，所以在永乐年间便成为区域贸易枢纽。后来被努尔哈赤征讨的萨哈连部，居住在松花江下游和黑龙江交汇处，经常拥有1-2年的粮食储备。只有撒鲁温以北地区比较落后，虽知耕种而专以渔猎为生。

相比之下，建州是所有女真部落中最开化的一支，农耕经济经颇具规模。根据《满文老档》记载：努尔哈赤在刚创立八旗时，就下令每牛录各出10丁+4牛，用于垦殖荒地、设立谷仓、以备凶歉。

正因如此，小冰期对农耕经济的破坏也适用于满洲地区。甚至可以通过史料发现，两国境内都出现有物价飞涨，其中后金/清的控制区比明朝地界更为严重。

既然明朝和后金都面临小冰期压力，为何结局却完全相反？这可能与制度惯性有很大关系！

作为典型中央王朝，明廷在解决天灾方面自有一套约定俗成的办法，包括减免赋税、发放赈济来平抚灾情。例如，作为重灾区的陕西就一次性发帑金10两赈饥。然而，明朝中后期的吏治早已朽烂不堪。以至于10万两救灾款总共不过安抚7000人，平均每10两白银救不活1个灾民。这些款项的真实流向，想必读者都心知肚明。

同时，民间自组织也积极发挥救济功能。特别是在经济盈余较多的东南地区，因崇祯十四年的旱灾与蝗灾而遭遇赤贫，许多大户纷纷设粥厂援助灾民。只不过力度不及官方的集中投放，持续时间不可能太长。如若换到一些财政本就吃紧的边区，那么恐怕连这类乐善好施的善举都数量稀少。

另一方面，因为辽东战事吃紧，崇祯皇帝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用其他各镇的军饷填补无底洞。长年累月的欠饷加天灾，导致明朝军队的大小哗变不断，集体逃亡现象更是从未断绝。

为了补贴军需，崇祯有下令对拖欠的赋税要“勒令速催”，对于收税不利的官员要“指名参究”。这迫使官员们一个个变成了“恶吏”，同时也让更多的自耕农走上了造反之路。于是，大量逃亡军人和破产农民成为流寇主力。这些人对明朝腹地的不断扫荡，又进一步破坏了国内经济，使得灾情愈发严重。

至于满清方面，主要采取以战养战的方式应付小冰期灾害。八旗军多次绕道北部长城一带破口入关、大肆劫掠。最后，连替后金掌管财会的汉官都不禁发出赞叹：我国地窄人稀、贡赋极少，全赖兵马出去抢些财物。

此外，八旗大军还经常光顾明朝的铁杆小弟--朝鲜。公元1627年，后金爆发大饥荒，大贝勒阿敏、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岳拖等人便率军发动进攻。他们强迫朝鲜签订了《江都之约》，下令朝鲜每年缴纳黄金百两、白银千两、水牛角二对、豹皮百张、鹿皮百张、茶千包，以及水獭皮四百张。

换言之，双方真正的差距在于管理效率的不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