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云纹铜镜、“位至三公”铜镜、海兽葡萄纹铜镜、“五子登科”铜镜......日前，惠州市博物馆精心举办了“镜藏万象——铜镜与‘她’诗意”展，将铜镜魅力与女性力量相结合，映照出部分惠州本土的历史过往，亦倒映出古代女性的生活剪影。

▲518国际博物馆日开展的“博物馆之夜”活动中，着华服的仕女们，手持铜镜起舞，并摆出各式对镜梳妆的婀娜姿态。

▲五子登科镜纹饰寓意来自民间传说，指宋代窦禹钧教子有方，教育五个儿子均登科得中进士，获“教子有方”的赞誉。

▲专业导赏员带领观众步入展厅，讲述铜镜展品背后的故事。

铜镜最早以文字形式出现在中国文史书籍上的时间可追溯到神话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南朝梁任昉在《述异记》记载：“饶州俗传，轩辕氏铸镜于湖边，今有轩辕磨镜石，石上常洁，不生蔓草。”《轩辕黄帝传》曰：“帝因铸镜以像之，为十五面，神镜宝镜也。”从文字记载来看，古人将铜镜的诞生归功于黄帝，虽然传说缺乏实证，不足凭信，但是从侧面说明了铜镜在中华文化中起源久远。

1924年，甘肃省广河县齐家坪发现了距今约4300—3500年的齐家文化。1975年，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于此遗址发现了一面锈迹斑斑的铜镜，该铜镜形状呈扁平圆形，直径6.2厘米，厚0.3厘米，镜面光素无饰，背面中央有一桥形钮，钮高0.5厘米。这面铜镜的出土极具重要意义，证实了至少在约四千年前，中国的古人已开始制作和使用铜镜。

纵观中国历史，铜镜发展史始于齐家文化，盛行于战国，繁荣于两汉，鼎盛于隋唐，衰落于明清，铸造镜子的水平也随着时间的推进愈加成熟，艺术效果更强。如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铜镜在大众之间的使用普及度变高，“照镜”成为了一种习俗，亦导致人们对镜子工艺的需求更上一层楼。金银错、透雕、镶嵌等等使用于青铜器的制造工艺逐渐运用到了镜子的制作上，镜背的纹饰亦不再是简单的几何纹饰或单一线条，出现了飞禽走兽及植物的身影。而到了汉代，铜镜已使用上水银涂料用于磨镜，这会使镜子更具光泽，照物更清晰，汉镜铭文描述为“和以玄锡清且明”。

一面铜镜，功能用途诸多，除了装饰与照容，或宗教祭祀，或辨别忠奸。程建在《试论中国铜镜的起源和早期映照方式》中从考古学与民族学的角度分析了齐家文化出土的铜镜，他认为铜镜除了有照容、作为饰物的用途之外，还常用于宗教仪式。据《广州汉墓》发掘报告，西汉前期II型3、5式发现的130座墓中，51座有随葬品，其中铜镜和璧是主要随葬品。2001年，河南温县出土的一面招贤杨氏家族的“大型祭祀铜镜”，亦说明铜镜早期的特殊用途。当然，并非所有的铜镜都用以祭祀。北周庾信《镜赋》载：“镜乃照胆照心，难逢难值。”直到南北朝末期，人们对铜镜的崇信仍有增无减，对照胆镜的作用深信不疑。此外，还有辟疟镜与辟邪镜，或有祛病除魔之说，或用于镇鬼降妖。

一面铜镜，观者可以从其纹饰图和铜镜形制窥见所属年代的社会风气和流行趋势，甚至包括当时的历史故事。中国早期铜镜崇尚自然，镜形为圆，纹路线条以人、太阳、火焰等自然之物为主；战国铜镜古朴灵秀，纹饰精致，线条流畅，纹饰结构亦在初期的单纯地纹上增添主纹饰，或嵌玉、彩绘工艺等；汉代铜镜则是包罗万象，铜镜在该阶段的制作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上有了很大发展，纹饰表现手法为平雕、线雕和浮雕，开始出现铭文反映当时的社会意识，而在唐宋的铜镜纹饰上，我们能看见船舶、花鸟等极具社会风气和直观表现审美的雕刻，无一不彰显所属时代的特色。

文\贺沁怡 图\贺沁怡 惠州市博物馆

星岛日报海外版 羊城晚报社 联合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