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是山东淄川县人,终生都是秀才身分。他的子女却是前脚跟后脚地来到这个世界上:光儿子就有4个,女儿由于不上家谱,数目难以统计。他分家时仅得到二十亩薄田的家产,养活这一大家子是不可能的。怎么办?蒲松龄的父亲在年轻的时候,也曾面临着同样的处境,他的选择是弃儒经商,从而摆脱了经济上的窘境。
蒲松龄不愿意走这条路。原因很简单,蒲父当初只是童生,放弃举业并不特别可惜。蒲松龄毕竟是以县府道三个第一考上的秀才。在当时来说,这是一种并非等闲视之的社会身分,它表明蒲松龄至少已经属于“士”的阶层,而不是平头百姓了。
蒲松龄也不愿务农。一来他的体质本来不好;二来二十亩薄田,就算努力耕种,又能种出什么?
蒲松龄年轻时在江苏老乡那里当过一年多师爷。从他留下的大量代替东家写的书启文字来看,他任师爷期间确实干得不错。但由于这条出路与举业相冲突,加之官场中的许多事情本来就莫名其妙,所以干了一年多以后,他还是回到了家乡淄川。
剩下的一条出路就只有当私塾教师了。从二十七岁开始到七十岁结束,他的教龄长达近半个世纪。
那时的私塾先生可没有现在“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崇高地位。虽然从名义上说教师和学生的关系是所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但实际上,私塾先生的地位和高级僱工也差不多。从康熙十八年开始,蒲松龄结束了这种“三家村学究”的生活,受聘到当地望族毕际友家担任家塾。单纯从生活条件来考虑,这里比从前的生活是好得多了。但在精神上,他体会到的则是更大的压力。毕家是世家巨族,科甲相继,而蒲松龄则是穷愁孤苦、寄人篱下的落泊秀才。毕家的生活阔绰风流:“王孙玉鞭鞭白马,腰间宝剑珊瑚把。挟得少姬何处去?笙歌烂醉海棠下”。
但这一切繁华旖旎都属于别人,他只能伴一盏清灯,体味寒士的寂寞与艰难。毕家待蒲松龄非常友好,但这一切并没有使他的心情快乐起来,我们看这段时间他写的诗歌,基本上都笼罩在一种清幽枯寂的氛围之中,与这种身分差异、贫富悬殊带来的苦闷有关。
当私塾先生的辛酸,蒲松龄在很多作品中都有所流露。在《学究自嘲》中,他写道:“人但知为师之乐,不知为师之苦;但知为师之尊,不知为师之贱。自行束修以上,只少一张僱工纸。其徒数十人,好像一出《奈何天》;二三东主,却是一些八不凑。殊属可伤,亦属可笑。”
在《闹馆》中,他更以一种漫画化的笔调,写尽了教书先生礼之用谋生的艰难与屈辱。当东家说伴饭的春天只有苜蓿、夏天只有马喳菜、秋天只有蔓菁、冬天只有萝卜时,礼之用连说不妨:“吃了苜蓿先不鹊盲”“马喳菜也是好的,吃了先不生虫子”,“萝卜片更好吃了,能清气化痰”,“蔓菁也是好的,吃了补脾胃调肺”;当东家说没有枕头,只有破砖时,礼之用连忙说:“曲肱而枕,乐在其中矣。何况有砖乎?”
可以把这看成是蒲松龄教书生活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