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是山东淄川县人，终生都是秀才身分。他的子女却是前脚跟后脚地来到这个世界上：光儿子就有4个，女儿由于不上家谱，数目难以统计。他分家时仅得到二十亩薄田的家产，养活这一大家子是不可能的。怎么办？蒲松龄的父亲在年轻的时候，也曾面临着同样的处境，他的选择是弃儒经商，从而摆脱了经济上的窘境。

蒲松龄不愿意走这条路。原因很简单，蒲父当初只是童生，放弃举业并不特别可惜。蒲松龄毕竟是以县府道三个第一考上的秀才。在当时来说，这是一种并非等闲视之的社会身分，它表明蒲松龄至少已经属于“士”的阶层，而不是平头百姓了。

蒲松龄也不愿务农。一来他的体质本来不好；二来二十亩薄田，就算努力耕种，又能种出什么？

蒲松龄年轻时在江苏老乡那里当过一年多师爷。从他留下的大量代替东家写的书启文字来看，他任师爷期间确实干得不错。但由于这条出路与举业相冲突，加之官场中的许多事情本来就莫名其妙，所以干了一年多以后，他还是回到了家乡淄川。

剩下的一条出路就只有当私塾教师了。从二十七岁开始到七十岁结束，他的教龄长达近半个世纪。

那时的私塾先生可没有现在“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崇高地位。虽然从名义上说教师和学生的关系是所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但实际上，私塾先生的地位和高级僱工也差不多。从康熙十八年开始，蒲松龄结束了这种“三家村学究”的生活，受聘到当地望族毕际友家担任家塾。单纯从生活条件来考虑，这里比从前的生活是好得多了。但在精神上，他体会到的则是更大的压力。毕家是世家巨族，科甲相继，而蒲松龄则是穷愁孤苦、寄人篱下的落泊秀才。毕家的生活阔绰风流：“王孙玉鞭鞭白马，腰间宝剑珊瑚把。挟得少姬何处去？笙歌烂醉海棠下”。

但这一切繁华旖旎都属于别人，他只能伴一盏清灯，体味寒士的寂寞与艰难。毕家待蒲松龄非常友好，但这一切并没有使他的心情快乐起来，我们看这段时间他写的诗歌，基本上都笼罩在一种清幽枯寂的氛围之中，与这种身分差异、贫富悬殊带来的苦闷有关。

当私塾先生的辛酸，蒲松龄在很多作品中都有所流露。在《学究自嘲》中，他写道：“人但知为师之乐，不知为师之苦；但知为师之尊，不知为师之贱。自行束修以上，只少一张僱工纸。其徒数十人，好像一出《奈何天》；二三东主，却是一些八不凑。殊属可伤，亦属可笑。”

在《闹馆》中，他更以一种漫画化的笔调，写尽了教书先生礼之用谋生的艰难与屈辱。当东家说伴饭的春天只有苜蓿、夏天只有马喳菜、秋天只有蔓菁、冬天只有萝卜时，礼之用连说不妨：“吃了苜蓿先不鹊盲”“马喳菜也是好的，吃了先不生虫子”，“萝卜片更好吃了，能清气化痰”，“蔓菁也是好的，吃了补脾胃调肺”；当东家说没有枕头，只有破砖时，礼之用连忙说：“曲肱而枕，乐在其中矣。何况有砖乎？”

可以把这看成是蒲松龄教书生活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