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团MIRROR演唱会事故发生近2年，近日有传康文署拟定新的3级制舞台搭建工作守则，除要求主办方为较复杂舞台工程聘用注册结构工程师审核设计，更加辣要求额外聘用第3方工程师驻场监督舞台。 演艺界批当局未充分谘询业界下拟定新守则，将监管演唱会的严苛条款用于演艺团体，并不公平，雪上加霜是未来须支付更多工程师费用，成本势必增加，忧中小型艺团为“悭钱”，减省舞台设计，扼杀创意。 业界寄望本月跟康文署商讨，可引入专业舞台人员，冀制订兼顾舞台安全及演艺创作的双赢守则。
▲男团MIRROR演唱会事故发生近2年，演艺界寄望本月跟康文署商讨，制订兼顾舞台安全及演艺创作的双赢守则。
2022年7月28日，男团MIRROR演唱会进行第4场演出时，舞台上方重达500公斤的悬挂式大型LED显示屏堕下，击中3名舞蹈员，主办机构即时腰斩演唱会。 事故中，舞蹈员李启言（阿Mo）脑出血及第4节颈椎爆裂，康复无期。 这是近年最严重演唱会事故，港府高度关注演唱会等的舞台安全，康文署亦致力制订舞台搭建工程的工作守则，避免意外重演。 其后工程总承办商的数名职员，被控以串谋欺诈罪等罪名。
▲意外中，舞蹈员李启言（阿Mo）脑出血及第4节颈椎爆裂，康复无期。
演唱会监制Sam指，MIRROR事故后，多个演唱会改设3面舞台，并减省悬吊式装置，令可观性大减。 他强调，过去一直聘用注册结构工程师审核舞台设计，由对方签署安全报告书核实，每次费用2000至3000元，若附加防火相关检测更逾1万元；两年来，注册结构工程师收费上升1倍，加上投保费用倍增，演出成本上升20%，若未来要另聘第三方的机械、轮机工程师驻场监督属复杂设计的舞台，成本有增无减。
▲事发后，主办机构即时腰斩演唱会。
注册结构工程师拒接 怕惹官非
Sam称，现时全港注册结构工程师及机械、轮机工程师各有120多人，但不少注册结构工程师已拒接演唱会工作，怕惹上官非，预期这2类工程师供不应求，收费会再上升，惟近年演唱会市道低迷，若未来须付两笔工程师费用，忧前景更暗淡。
▲近日流传推行3级制舞台搭建工作守则，主办机构须另聘第三方工程师驻场监督舞台。
舞台工作人员John称，去年康文署曾与业界商讨，之后便传出建议将舞台搭建工程工作守则，按工程复杂度、所用机械装置及高度，分为A、B、C与C+级的4级制，惟早前又传出工作守则由4级制改为A、B、C级的3级制，如舞台不高于6米且不涉机械装置，则属普通工程，高过6米的舞台则属复杂设计。 他促当局尽快公布正式守则，因不少团体反映康文署各场地执行不同的安全标准，令人无所适从。
John又称，业界最不满当局未充分谘询，便传出可能推行3级制，并须由独立第三方工程师驻场监督舞台。 他称，去年10月至今年初，康文署召开3次会议，只有业界4名代表出席，每次会议既无特定议程及讨论文件，与会者更未能取得会议纪录。 至今年5月初，该4位代表突然接获1份不完整的“舞台搭建工程守则”最终草案，该守则明确提到舞台工程3级制，而署方更要求翌日开会，令4名代表及业界感到不被尊重。
由香港九大艺团、香港舞蹈联盟、香港戏剧协会及多个舞台人员工会组成的“香港舞台表演安全关注小组”其后介入，希望延后会议，以便谘询业界，惟未几传出康文署有意短期内推行新措施。John指，虽然康文署事后澄清不会于未正式谘询下推行，惟已令业界反感，批评当局漠视演艺界声音。
属九大艺团之一的“进念‧二十面体”，其联合艺术总监暨行政总裁胡恩威亦对3级制有保留，认为表演团体若构建复杂舞台，要先后聘用注册结构工程师及机械、轮机工程师核实的做法过严，“太倾斜向工程界，是用‘起楼’的方式对待舞台表演，欠缺弹性。”
胡提到，康文署表演场地一般设驻场舞台监督，负责日常舞台运作、监督舞台技工、协助场地用户解决技术问题等，惟MIRROR事故时红馆并无相关职位，是一大漏洞。他指，现时每次演出前驻场舞台监督会与表演团体开会，审视舞台及布景设计图，商讨安全性，换言之舞台监督已肩负监场工作，最重要是他们熟悉舞台运作，认为不必另聘第三方工程师，即使需要，亦应只限于演唱会上，而不是“一刀切”用于其他演艺表演。
John亦指，近年演艺市道萎缩，一般100个座位的小剧场，若有70%入座率已算成功，更多是只得30多名观众，若周五晚至周日共办5场表演，票价每人250元，入座率70%，收入只有8.7万元，扣除成本所剩无几，未来要付两笔工程师费，而主办方又不加票价，只能减省舞台及布景设计开支，变相扼杀创作及设计空间。
工程师：额外检测吊重装置有必要
曾任MIRROR演唱会事故调查小组成员的工程师司徒家成则赞成，在注册结构工程师审核及签发安全报告书后，再由独立第三方的机械、轮机工程师检测吊重装置的建议，认为由专人检验吊索、吊环及升降台是否符合安全标准，十分重要，可达致双重保护的效果。
▲霍启刚称，演出空间是文化艺术发展重要基础，上海的经验值得借镜。
立法会议员霍启刚指，过去演艺界安全性高，极少发生意外，而舞台安全涉及极专业和复杂的操作，并非第三方“外行”监督人员可理解，并担心严苛做法会增加舞台制作成本及难度，窒碍文艺创作，令海外艺团对来港表演却步。
冀资助中小型艺团聘第三方工程师
John指，据闻业界将于本月内与康文署商讨，他指若未来落实3级制，盼当局资助中小型艺团聘用第三方工程师。 胡恩威则认为当局应向熟悉舞台运作的专业人士咨询，以中和现时过于偏重工程师意见的情况，并借镜内地及英美等地的舞台守则，希望能制订兼顾安全及保留创意的守则，才能确立香港“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地位。
康文署回复指，去年起多次与演艺业界开会商讨制订舞台工作守则，当时业界选派4名代表参与会议，署方相信4人有足够代表性，会向业界汇报及向署方反映意见。 署方又称，经多轮谘询，署方采纳业界代表大部分意见和建议，包括因应舞台场地表演和香港体育馆举办演唱会的环境和装置不同，采用不同处理方法，并于5月制作舞台工作守则草拟本，向业界介绍和聆听意见，惟业界要求多些时间研究，致会议顺延，署方仍等待业界回覆，落实会面时间。
▲胡恩威寄望新成立的文创产业发展处，有助引领香港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正视场地不足问题 冀文创处落实订长远政策
正当演艺界忧虑新制订的舞台搭建工程守则窒碍行业发展及创意表演，业界亦盼当局正视场地不足及欠缺文创产业政策的老问题，希望上月成立的“文创产业发展处”，有助引领香港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深圳的新地标深圳市文化馆新馆最快明年落成，可提供逾千座剧场，集表演、展览及文创等功能。 “进念‧二十面体”联合艺术总监暨行政总裁胡恩威指，近年深圳的文创发展迅速，约有20个文创产业园，香港则欠奉，而2022年深圳文创产业的增加值约2816亿港元，占深圳市本地生产总值逾8%，同年香港的文创产业值仅636亿港元，只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2.3%。 虽说内地市场及企业规模较香港大，但他指，香港文创发展落后于深圳是不争的事实。
本地具创作条件及观众量
胡续称，跟上海比较，当地博物馆及展览空间的总面积、表演场地的总人数和剧场数量均超出香港10倍，连澳门的演出场地数量亦超越香港。 立法会议员霍启刚则称，演出空间是文化艺术发展的重要基础，惟香港长期缺乏大型、中型及小型场地。 他指，若有好作品，市民仍然会捧场，如本地原创音乐剧《我们的青春日志》，至今于150个座位的小剧场上演近500场，证明本地有创作条件及一定观众量。
2017年及2019年，上海市先后公布《文创五十条》及《上海市演艺新空间运营标准》，明确订立每年演出4万场的目标，并释放办公大楼及旧厂房作为新的演出场地。 早前霍启刚到上海考察，他指，除政府提供场地，政府可否推出针对性政策，善用已有设施或鼓励商界释放更多空间给文艺团体作表演。
隶属文化体育及旅游局，专责推动香港创意产业发展的“创意香港”，于上月改组为“文创产业发展处”，胡恩威寄望处方为香港制订长远的文创产业政策，提到过去港府于推动文化上以办活动为主，但制订长远政策更重要，第一步要建立涵盖文创产业类型、市场、人才及知识产权资讯的数据库，为制订政策打下基础，期望处方参考台湾文化内容策进院、 英国文化协会及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等外地经验，带领香港未来朝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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