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公元前1050年，周文王姬昌崩逝，其嫡次子姬发继位，号为武王 。周武王登上王位才三天，就召来士大夫问他们说：“哪里有实行它就能取得成功，而且历万世还可以作为子孙所宗奉的道理？！”众位大臣回答说：“没听到过。”于是，武王就向姜太公请教。姜太公捧出古传的《丹书》，讲了一番“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的道理。武王听了《丹书》的话，警惕而惶恐。退朝后就写了《戒书》，并在他坐席的四角都设置了铭辞。

这是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续笔》中记载的一段史实，并详细讲述了武王宫中铭辞的内容。

周武王宫中这十七处铭辞的主要精神，就是要子孙以殷商的衰败为鉴戒，做到依道而行，敬谨谦恭；忍忿制欲，瞻前顾后；伸屈兴废，修身省过；慎言语，免招辱；毋残害，杜祸患，从而永保周室。从这些宫中铭辞中，可以透视出周人文化精神中极为可贵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源于周人立国时艰难的历史处境，也体现了小邦周战胜大邦殷之后的政治焦虑。周虽克殷，但商毕竟是历经数百年的大国，残余势力还很强大，随时有卷土重来的可能。这种危机情势，使得周人小心谨滇，时时警惕殷商势力复辟，如《诗经》所言：“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同时，周统治者在探寻商朝灭亡的深层根源时，发现“失德”是商亡的根本原因所在。所以，周武王时刻提醒自己，一定要以商亡为警戒，吸取商亡的教训，更加恭谨执政，唯有如此才有可能确保周王朝的长久统治。

王室教化，是西周时期独具特色的教育制度，周王室最早的教育方式一是“胎教正本”，周人认为胎教是最早的“慎始”教育，是“立教之本原”。刘向《烈女传》的《周室三母》一章记载了西周时王季、周文王、周武王三位帝王之母太姜、太任、太姒对儿子进行胎教和蒙养教育，使得他们成为“明圣”之君的事迹。二是“设室养孺”，专门为太子和各诸侯国君的世子设立教养机构——“孺子室”，规定太子、世子出生三日后送入此室，开始接受婴幼儿时期的悉心教养。孺子室中对教养者的要求非常严格，“必求其宽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通过设立“孺子室”来施以王室教化，是与“胎教正本”紧密相随的重要教化方式。

王室成员长大后，王室教化的方式有“师保傅教”，这是王室教化的重要制度保证。师、保、傅是西周时期为实施周太子教化而设的三公之职，三公教化的职责是“保，保其身体；傅，傅其德义；师，导其教顺”。就教化实施的策略而言，“师，“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保，“慎其身以辅翼之而归诸道者也”；傅之教，则侧重于耳濡目染之效。保证“太子乃目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视右视，前后皆正人。”另外，还有“自我省察”，要求王室成员经常采用自我省察的方法加强自我修养，告诉他们，你们的权力是“天”授予的，这是“天命”，但它不是固定不变的，只有有德者才可承受天命，失德就会失去天命。训诫他们时刻以“中德”作为参照标准，反省自己、检讨自己。周武王设立宫中铭辞，说明“铭文训诫”也是其中一项重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