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传染病学权威，袁国勇的名字早已蜚声国际，在香港亦家传户晓，由1997年H5N1禽流感、2003年沙士，至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病，每逢香港爆发大疫症，总见袁国勇身穿招牌圆领外套，走在抗疫前线。现年67岁的港大医学院微生学系传染病学讲座教授袁国勇，下月出版自传《My Life in Medicine A Hong Kong Journey》，讲述童年经历、从医生涯、多次参与抗疫过程等。他说面对疫症，最重要是重视科学证据及决策，“越远离事实越危险”。

▲袁国勇接受《星岛》专访。

14天写完250页书 儿时经历是“怀旧治疗”

袁国勇接受《星岛》专访时率先透露新书部分内容，忆述6岁时曾被巴士撞伤经历，对后来成为传染病专家影响尤深：当年妈妈找了一名邻居、16岁的男生带他到湾仔上学，下车时巴士未停定，却不知何故被该男生推下车，更被巴士拖行一段距离，随即昏倒。袁父到场后却接他回家，而非送院，翌日醒来又把带他到跌打馆，将折断骨头移位，形容当时“痛到晕”，回家后整个月走不了路。

他说，后来读医后才发现这种伤原来只需放着不动，便会慢慢复原，但当时的跌打医师没相关医学知识，又没有向他问病历，“我做医生后才发觉，原来那个跌打医师犯了错，他没有从头到尾、详细地将整个病史重组一次”，了解到要成为一个医生，就是要如侦探般将整案件重组，对查清问题及治疗非常重要。他形容，这段经历对人生既是启发，令他日后参与很多医学调查，而透过自传回忆童年往事，也是一种“怀旧治疗”。自传由英文撰写，长达250页，每天下班后4时开始写至8时，仅花14天便完成。

如侦探般调查医疗事故 最重要是“案件重演”

袁国勇又以2008年屯门医院换血致病人休克死亡的医疗事故为例，指当时病人酒精性肝硬化 ，送到屯门医院输血，但输血后数小时内休克，随后两三天离世。当时发现病人是血包受“萤光假单胞菌”污染，政府遂邀请他参与调查。

袁国勇指，当时做最重要是做案件重演，他从捐血车开始调查、化验女子的护肤品、再验捐血中心的血液分离机等，一直未有发现，反复想是否有任何过程被遗漏，最终发现是载着血包的发泡胶箱内雪种的倒汗水凝固后，滴在血包上，其后发现水珠样本含有“萤光假单胞菌”，对照后证实是导致病人休克死亡的同一只菌。

难忘沙士年轻医生殉职　拒认“抗疫英雄”

袁国勇多次参与抗疫工作，其中2003年沙士一役，他带领团队最先确认沙士（SARS病毒）由冠状病毒引起。袁国勇说，当年有数名医生染病后情况严重，包括屯门医院的谢婉雯和大埔那打素医院的郑夏恩，当时二人已插喉，眼见她们最后因公殉职是很大冲击，令他觉得更有责任尽快找到原因、医治沙士个案。

对于被称许为“抗沙士英雄”，袁国勇连声婉辞，“只係做好我份工”、“无话英唔英雄”，又觉得英雄不是特别好的字眼，予人感觉“They just want some good thing, something that they can look upon”（人们只想要些可作寄託的好东西）。他认为最重要有两件事，一是“越接近真实就越安全，反之则越危险”，永远要重视科学证据；做决定亦要科学决策，很多时面对完全未明的情况下，“惊恐係无用”，反而要透过已知的事实解决问题，小心行事。

3年防疫措施太严？袁国勇：我睇唔到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袁国勇获政府委任为专家顾问之一，其后政府推出一系列防疫措施，包括口罩令、限聚令、疫苗通行证等，袁国勇亦支持政府措措，更亲身示范帮自己打针。现在回想，当中有否后悔或不应推行的措施？袁国勇斩钉截铁说“我睇唔到”，指口罩令、增加社交距离、边境管制和隔离、检测等全部做得对，没什么问题。

曾收大量死亡恐吓“要我全家死”

疫情期间，袁国勇因呼吁市民打疫苗、认同杀仓鼠令、应禁绝活动物在湿市场出售等，备受争议，他说当时收到不少死亡恐吓，最严重更声言“要我全家死”，但认为有人歪曲其言论，叹道“我讲嘅嘢两边立场都唔啱听”，其实对整体抗疫成效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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