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开元十三年（725），宰相张说被弹劾罢相，中书舍人张九龄受牵连被外放冀州刺史。张九龄以“母老在乡，而河北道里辽远”为由，上疏请调换到江南一州，能够照顾母亲。唐玄宗“优制许之”，将张九龄改任为洪州（今南昌）都督。唐天祐年间，左拾遗崔琢的堂叔母年将七旬，累月抱疾加甚，无兄弟可以奉养，崔瑑便请假“躬往疾侍”，皇帝予以准假。

另据敦煌文献记载：唐时龙勒乡百姓胡再成收养同母弟王保注男为义子，要求义子“自养已后，便须孝养二亲尽终之日”，鳏寡孤独的老人可收养同宗的甥侄为义子承担赡养义务。而且，唐时无子嗣的老人也可选择乡邻中的外姓成员来侍养自己，只要双方同意并且上报官府就可以履行奉养义务。

以上史例，可见窥见唐代养老制度一斑。唐代政府要员以赡养父母为理由，可请求移官、闲官、解职。唐代的家庭养老，主要以子女赡养父母为主，但当家庭残破时，家庭养老的重任也可由其他家庭成员甚至外姓成员承担。这就是唐朝养老体系中独具特色的“给侍”制度。

所谓“给侍”养老制度，是一种由政府颁布法规诏令，给特定的老年人分配“侍丁”以照料其生活的制度。唐朝养老制度规定，给予年满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以及虽不满80岁但罹患重病的老人配备“侍丁”。据《唐六典》记载：“凡庶人年八十及笃疾，给侍丁一人，九十给二人，百岁三人。”在有些时期，给侍惠及更低年龄的老人。享受“给侍”待遇的老人，被称为“侍老”。

唐朝家庭养老的人员安排，首先规定承担养老的人员主要是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在唐代社会里，子女等晚辈亲属对父母等长辈的赡养，是必须履行的义务。其中以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为主，旁及兄、妹、侄、孙、媳、义子等晚辈亲属对老人的赡养，承担养老责任的家庭成员非常广泛。如前所述史例，纵是身居要职的政府官员，也要履行赡养父母的义务。

照料老人生活的侍奉人员，须是成丁之男，故称之为“侍丁”。“侍丁”有亲侍和外侍之分。所谓亲侍，即侍丁与侍老有亲属关系；所谓外侍，即侍丁与侍老无亲属关系。亲侍属于法定侍奉人员，人子不侍其亲是违法的，即使官员也不例外。依唐律，除少数政府特别重用的官员以外，其他官员不得委弃家中的“侍老”而独自赴任，要么携之赴任，要么请求停官归侍，否则都是有罪名的。

如前所述的唐玄宗时名相张九龄，上疏请调照顾母亲获准。睿宗时，中书舍人崔沔，因“母老病在东都，沔不忍舍之”，“固请闲官，以申侍养”，睿宗改其官职为虞部郎中，满足了他的要求。唐德宗时，西道节度使王起，年且九十，职重路远，缺乏供侍，其子王龟时为左拾遗，“乞罢今职，以奉晨昏”，优诏许之。金部员外郎崔纵因父亲崔浼被贬为通州刺史，崔纵便“弃官从养”。起居舍人杨炎，也曾“以亲老去官”。这些政府要员请求移官、闲官、解职，不排除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但是他们都以赡养父母为理由提出，并被应允。

外侍是唐朝“给侍”制度有别于其他朝代的独特地方，外侍属于职业侍奉老人的人员，但其身分并不固定。给侍制度兴盛时，社会上形成了一支身分复杂、人员庞大的专职外侍队伍，与亲侍的强制性不同，无亲侍侍奉的侍老允许自行选取外侍，外侍也有自行选取侍老的自由。侍老的确定有规范的程序，即登记造册、个人申请、里正审查、县司审批。获得给侍资格后，侍丁的选取也有明确的次序规定：“皆先尽子孙，次取近亲，无近亲外取白丁者”。

为了保证侍丁履行好养老义务，唐朝有一系列的政策法规以确保制度的贯彻实施。

令人遗憾的是，唐后期因战乱造成“人户减耗，徭役繁多”，导致青壮年劳动力（侍丁）极度短缺，给侍制度渐趋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