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墙作为国家城市文明的载体，是中国古代城市最突出的物质标志，也是当地文化的重要标识，惠州明城墙因不可避免的政治、战争等各种历史因素无法完整留存，作为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其经历了甚么？残存的城墙城砖又有何种归宿？

▲绘制于明崇祯四年（1631）的《惠景全图》清晰可见惠州“一街挑两城”的独特景象。王小虎摄

▲在城墙上仍字迹清晰的清代惠城砖。

▲明城墙遍布在惠州民众触手可及的生活里，仍处于惠州民众的家园当中。

中国现存的城市城墙，大多数与明代全国性的筑城运动有关。宋仁宗登基后，下旨岭南修城，使原来无险可守的惠州建起恢宏的城廓，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据记载，惠州城墙城池建设宋以前无考，入宋后有城但甚窄小，明洪武三年（1370年）至二十二年（1389年）扩城，自此奠定明、清两朝数百年惠州府城的规模和格局，又于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修缮，1928年正式拆城，自此惠州城墙消散于鹅城。今日，惠州城墙十不存一，城砖亦散落在城市各处角落，无人问津。

据绘制于明崇祯四年（1631年）的长图《惠景全图》，惠州府城毗邻三江，被东江、西江（西枝江）、西湖环绕，府城与县城“一街挑两城”的独特格局亦一目了然，此处“街”指水东街，“城”指惠州府城和归善县城。

惠州城俗称鹅城，建城时选址东江中游，位于东江与西枝江交汇处，一可扼东江流域水陆交通之咽喉，致使物资在此集散形成经济中心；二可控东江范围之军事局势，于战时易守难攻；三可利于统治管理州府，布置府城官署中心。

元明鼎革，社会生产遭受巨大破坏，流民成为明代突出的社会问题，全国上下开始兴起“城墙热”，大至省城，小至县城或者卫所，纷纷修筑城墙以自卫。据清光绪《惠州府志》载，入明后洪武三年(1370年)至二十二年(1389年)扩建惠州城，共7座城门。城内设军城和民城，军城由水门学院衙前至小西门都督坊的府城西南；民城及府治机构位于府城东北。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庠生刘确和乡民黎俸等请建东平民城，以防寇患。明万历三年（1575年）县城城墙才筑成，与府城以浮桥相通，形成一地两城，隔江相望格局。明万历六年（1578年），县治由府城回迁县城，民城变官城，以水东街沟通惠州府城、归善县城的“一街挑两城”双城格局正式形成。明初惠城布局虽在县治迁出后略有变化，但至清代仍保持府治居北，军队居南，居民区靠西，手工作坊及商业区居东，十字街及东新桥为贸易圩市的布局。

中国古代筑城思想源头来自于先秦典籍的两种基本指导原则，一为《周礼·考工记》中所规定的“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此类称之为“方正型”城池；一为《管子·乘马篇》记载“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此类城池外形多呈不规则形，称之为“自然型”城池。

中国古代筑城思想多元丰富，明清城墙建筑万变不离其宗，据此可分为三种类型，一为“方正型”城墙，即西安、兴城等城墙；二为“自然型”城墙，即荆州、临海城墙；三为“方正与自然结合型”城墙，即南京、襄阳城墙。

惠州城墙依山靠水，是否属于“自然型”城墙？惠州市岭东文史研究所副所长、本土文史专家何志成肯定，惠州城墙属于“自然型”城墙，其以“天材”“地利”而成城池，利用江湖两岸筑城，有利于城池防御，又可省去挖护城河功夫。惠州城不仅城外有山、水，城内也有山、水，与惠州府城相辅相成，更凸显出惠州山水城市自然环境的典型特征。

文/图 贺沁怡

星岛日报海外版 羊城晚报社 联合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