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年9月，天京事变爆发，太平天国骨干力量在内斗中损失惨重，政治、军事局势顿时恶化。此时，陈玉成、李秀成等一批青年将领承担起了匡扶天朝的重任，继续与清王朝做斗争。不过，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陈玉成、李秀成这两位顶梁柱分别在1862年4月与1864年7月被俘虏。有意思的是，陈玉成不给清王朝留下半字“供状”，而李秀成却一气呵成，洋洋洒洒写下了五万多字的自述，阐述了太平天国的兴亡史，还不忘歌颂曾国藩兄弟。那么，为何两者有如此大的差别呢？其中之原因，究竟何在？

其一、两者被俘虏的时代背景不同，这很关键。作为天国后期的两大支柱，陈玉成和李秀成被俘虏时，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差距很大，这是他俩面对敌人时表现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陈玉成是在1862年被俘虏，当时太平天国虽说失去了安庆要地，但在江浙一带却连连获胜，东南之财富尽入囊中，并没有显示出失败的迹象。因此，陈玉成不可能写自述，当然，清朝也不会让他写自述。李秀成被俘虏时，太平天国已经彻底失败了，连天京都落入了清军之手。此时的李秀成，其背后已经没有强大的靠山，对革命之信念也消失殆尽。所以，李秀成为了反思天国之兴衰成败，自然就写下了几万字的自述。后来，硬气十足的遵王赖文光被俘虏时，一样写下自述，只是影响力没李秀成的大而已。

其二、相对于胜保，曾国藩威望更高，人格魅力更大。作为一个强者，他只会向比自己更强大的对手屈服，强大是赢得别人尊重的资本。严格意义上讲，陈玉成并不是在战斗中被胜保俘虏，而是受叛徒苗沛霖设计陷害，栽在自己人手里。更为关键的是，胜保屡次被陈玉成击败，在江北大营攻防战时，胜保差点就被陈玉成活捉了。如此之手下败将，心高气傲的陈玉成，怎会看得起他呢！曾国藩则不一样，虽说独自带兵时屡战屡败，但他在练兵与选将上却非常厉害，是当之无愧的帅才，否则他不可能击败太平军，延续清朝国祚近五十年。此外，曾国藩理学修养高深，人格魅力十足。所以，李秀成可以不服九帅曾国荃，但却不得不敬佩曾国藩。要知道，李秀成在自述中对曾国藩的称谓是“中堂”、“中堂大人”。

其三、陈玉成心高气傲，不可能写自述。除了一脚踢飞刽子手的李开芳，太平天国中最硬气的汉子应该就是陈玉成了。在平时的战斗中，陈玉成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哪里有危险，我就到哪里去”，“最危险的地方，让我去”。事实也是如此，冒着被射成刺猬之危险，孤舟闯镇江，试问谁人敢，陈玉成也。被俘虏时，陈玉成还很硬气，直接大骂胜保是手下败将，是清朝中最不堪重任的将领，还说当世之将领，唯有“二李一鲍”是对手。准备受凌迟时，放下狠话，“天国失去了我，也就失去了一半”，将自己抬得相当高。所以，想让傲气十足的陈玉成写自述，几乎是不可能。对此，胜保自然是知道的，没必要自讨没趣。

其四、李秀成待人坦诚，与人为善，即使是敌人。如果杨秀清不死，继续统筹全局工作，那李秀成一定大有用处，尤其是在招降纳叛与搞策反工作上。原因很简单，李秀成待人坦诚，与人为善，即使是敌人亦是如此。例如，李昭寿在滁州叛变天国，献城给清朝，李秀成不但不责怪他，反而将其家人偷偷送出南京，让他们团聚。攻破江北大营后，扬州知府不愿意归降，按理当杀，不过，李秀成却给他几百俩银子当路费，任其而去。部将陈坤书，杀敌不足，扰民有余，经常劫掠民宅、民资，李秀成也不责怪，反而自己去安抚受伤民众。由此可知，李秀成确实够仁慈，只是有点过头，甚至可以说是毫无原则。所以，曾国藩只要对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并申明大义，李秀成是会写下自述的。

总而言之，陈玉成不给清朝留下半句自述，而李秀成却只用几天时间便在狱中写下了五万多字的《自述书》，其中既有时代背景之差异，对手威望与人格魅力之悬殊，更主要的还是两者性格之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