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维系国家、民族团结的重要根基，港府在各个学习阶段，均有教育中华文化。可是，在考试导向的教育体系下，部分指引沦为参考，不少学校更是“蜻蜓点水式”教授相关知识，致校园内的中华文化渗透力仍然不足。有专家指，过去预科曾开办“中国语文及文化科”，把相关教程渗入不同学科，让学生全方位学习中华文化方为上策，教育局亦要在课程设计及师资培训等多方面手，了解并解决前线教师推动文化教育的挑战。
▲政府在各学习阶段均有涵盖中华文化教育，惟被指渗透力不足。
▲有学校安排学生参与文化活动班，学习舞龙舞狮、书法和剪纸等民间艺术。
弘扬中华文化要从教育入手，早于幼儿园阶段，政府的课程指引已列明需让幼儿初步认识中华文化及作为中国人的身份，并尊重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和生活模式等；去年政府拨出6000万元予“幼儿园教育计划”，设立“推动中华文化及艺术教育津贴”供校方举办中华文化校本活动。教育局亦有资助中、小学举办体验活动，制作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的课程资源，并赠送相关丛书予学校；公民与社会发展科更规定高中生须北上内地考察。
考试导向牵头 师生“投资”成绩
有学者认为，政府近年多加着重中华文化教学，但在考试导向的教育体系下，师生倾向在有利升学和就业的学科上多作“投资”；有资深中学教师不讳言，部分师生认为学习中华文化是加重学习负担，“如果参加文化活动是升读大学的必要条件，两者挂钩才有机会提高参与率。”他举例，教育局可提供诱因予大专院校，把中史科及中国文学科在联招的比重加权，吸引中学生修读有关学科。
当局的教学指引因而沦为参考，部分学校更是“蜻蜓点水式”教授中华文化知识。教育大学粤剧传承研究中心总监梁宝华以音乐科为例，学校主流教授西洋古典音乐，即使指引列明需要教授中乐及粤剧，仍有学校因课时紧张或缺乏相关知识的教师而省略。
▲有教师指，一次性的“文化日”未能促进学生恒常学习中华文化。
有教育界人士指，不少学校会聘请坊间机构到校举办中华文化活动，例如在校内摆设摊位办“中华文化日”，学生可即席玩蹴鞠、扎染和书法等，惟因资源有限，大多学校每年只举办一次。梁宝华直言，部分学校举办活动只为“交差”，“一年一日会对学生有多大影响？坊间机构师资质素又如何？”
学校为“交差”办活动 难恒常化
一次性的活动难达至“熏陶”效果，有学校因而变阵，推动课余活动。北角协同中学副校长黄中伟指，其学校亦有聘请坊间机构主导活动，可欣赏变脸、少林功夫等多种表演，惟难以恒常化。他指，学校为提高中华文化在校内的渗透力，安排初中学生每两星期参与一次课后活动班，学习书法、剪纸、舞狮和太极等民间艺术，打算在学生“学有所成”后，自行办“中华文化日”。
▲以往高级程度会考设有“中国语文及文化科”。
有资深教师慨叹，过去学生可以在学科上直接认识中华文化，指2012年之前的高级程度会考设有“中国语文及文化科（高级补充程度）”，是一门“成功的学科”。他形容，学生在课堂上可认识到唐君毅等致力推动儒家思想的学者，深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可惜该学科在香港中学文凭考试（DSE）进场后便停办。”
该教师指，体育科昔日曾增设太极元素，但最终“虎头蛇尾”作结，而现今中史科的课程设计以政治史为主，“80%提及帝王将相、治乱兴衰，余下10%至20%才是文化……若要提高中华文化的重要性，是否应再一次深化课程？”
他强调，要再次把中华文化融入教育体系，需要把课程分散至不同学科，举例教育局可于高中中文科近年增设的12篇“文言文”范文以外，加入白话文及文化篇章，数学科则可以教导《九章算术》和《算经》等。
香港史学会总监邓家宙博士坦言，香港教育文化停留在传递常识的阶段，康文署即将成立的“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应与教育局沟通，提供指引说明学生该学习甚么，“最重要是会否举办工作坊及提供教材给老师，甚或提供额外培训。”香港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叶德平博士指，教育局要思考如何督导指引，如果校方没有执行，指引只是“废话”，“（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的）专家小组也要加入文化或教育专家，不能全是形式上支持，教育界要理论与实践并重。”
老师自发筹备 感支援不足
叶续指，许多前线老师在教授中华文化时一筹莫展，“有些学校走得很前，有些则完全没有方向。”他举例，有老师想筹办非遗主题的活动，当成功在480项非遗项目中找到想推广的目标时，又不知从何入手，“学校感觉人力支援不足够，而且没充足资金推行。”
据了解，教育局曾邀请部分推广较“理想”的学校，向其他学校分享其教案，例如有中学把中华文化结合STEAM（科学、技术、工程、艺术、数学），让学生了解鲁班锁、斗拱等昔日中国工匠技艺；也有学校尝试利用人面识别技术，把学生的样貌投射至面谱上，加深学生对中华文化的兴趣。
有教师直言，该些创意教案，单纯是个别学校和老师自发构思和筹备，而非教育局中央规划，认为政府有必要发挥牵头和规划的作用。叶德平提出，教育局可成立“文化专家名录”，向中、小学建议推广不同范畴的专家或机构，为学校提供活动方向。
▲教育局有定期编制教学资源册，图为今年新出版的《细赏文物—中国历史教学资源册》。
师资培训也是重要一环，有教师举例，初中中史科教唐代妇女史，老师可以自行找例子及有趣的图片辅助教学，但也有老师选择“跟书读”了事，“老师的教学方法、课程与教学设计，可说是成败的关键。”据知，政府早年有为老师提供一年在职有薪培训课程，但现时相关措施已取消；梁宝华指，教育大学有开办5星期在职培训，但不少学校因人手不足不愿“放人”。
叶德平形容，现时文化教育处于模糊状态，政府要推动，却未曾加以说明如何推动，“可能根本未想到如何具体执行，或是有方向但未能实行。”他认为，教育局要多听前线老师的意见，例如可针对中文科未能实践中国文化及品德情义教育，邀请200位中文科教师访谈，总结报告作日后的课程规划，“过程中不断研究、不断修饰，不能再等研究出炉再去行动。”
（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的）专家小组也要加入文化或教育专家，不能全是形式上支持，教育界要理论与实践并重。
各大学增设课程 引导学生认识及反思
要全面落实中华文化的普及教育，大学层面的文化学习也不容忽视。近年本港各大学开设文化教育的课程或学科，更有大学开设“六艺”课程，盼学生日后应用当中的技能和价值观，应对社会未知的挑战。
现时本港多间大学均有涉猎中华文化教育，如中文大学和浸会大学分别设有“中国文化研究所”及“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进行学术研究及举办中华文化活动；树仁大学要求新生修读通识教育领域“21世纪中国文化”下其中一门学科；都会大学近年也开设通识教育科目“粤剧文化：导赏与体验”。
教育大学则在下学年开始，新增“文化遗产教育与艺术管理荣誉文学士”学位课程， 重推广文化遗产和管理等概念，并引入“新六艺”跨学科通识课，包括“智慧汉字与中华文化”及“中国礼文化的故事：诘问与反思”等，引导学生认识和反思中国传统文化。
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副系主任陈学然教授指，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UGC）每三年会有教学及语言提升计划，聘请海外专家评核八大院校于英语及中文语言提升的培训工作，建议将中华文化纳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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