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曾国藩手下有一名爱将，叫鲍超。鲍超，字春霆，夔州安坪藕塘（今重庆市奉节县）人，生于1828年。1854年，曾国藩在湖南创建湘军后，鲍超加入湘军。从1854年到1867年，13年间，鲍超参加了大小战役500多场，身上负伤108处。鲍超作战勇猛，敢于啃硬骨头，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无往不利，立下了累累战功，深得曾国藩的信任和喜爱。

湘军大多数将领和士兵都来自湖南，内部很讲究老乡观念。来自外地的将领和士兵，很难得到升迁的机会。鲍超是少有的例外之一。他以外地将领的身分，得到了曾国藩的欣赏，屡获升迁，官至浙江提督，封一等子爵，并赏加一个云骑尉世职。

曾国藩攻陷天京后，为消除朝廷的猜忌，曾经主动提出裁撤湘军。包括曾国荃“吉字营”在内的数万人马，都被裁撤，只有鲍超率领的“霆军”被完好完整地保留下来。在曾国藩心目中，鲍超的“霆军”是湘军第一劲旅，“实为群贼所惮，非楚勇、湘勇、淮勇所能及”。只要有鲍超的“霆军”在，曾国藩就能睡安稳觉。

谁能想到，曾国藩的爱将鲍超会被李鸿章欺负呢？

那是1867年的事情了。当年，李鸿章被朝廷任命为钦差大臣，统一指挥淮军、湘军对东捻军进行围攻。淮军将领为刘铭传，湘军将领为鲍超。2月，淮军、湘军在湖北京山、钟祥一带遭遇了东捻军。刘铭传和鲍超提前约定，在2月19日辰刻（上午7时—9时）一起出动，对东捻军进行袭击。

然而，刘铭传抢功心切，竟然提前行动，单独进攻东捻军。东捻军毫不畏惧，三五几下将刘铭传打败，反而将淮军包围起来。就在刘铭传快要被东捻军分割消灭时，鲍超率领湘军赶来，打败了东捻军。照理说，死里逃生的刘铭传，应该感谢鲍超才对。可他忘恩负义，竟然上报李鸿章说，是因为鲍超没有按时发起攻击，导致淮军孤军深入，才导致惨败。鲍超知道后，据理力争，向李鸿章报告了这件事的真相。

李鸿章利用专折奏事的权力，奏报朝廷说：“该提督（刘铭传）血性忠勇，平素好战轻敌……尹隆河之役，接仗过猛，又因鲍超期会偶误，致有此失，幸霆军援应奋勇，再接再厉，乘机大捷，转败为功。”

从表面上看，李鸿章是在批评刘铭传“好战轻敌”，表扬“霆军”英勇善战，但实际上是将所有的过错推到鲍超身上，责怪他没有按时发起攻击。

朝廷收到李鸿章的奏报后，没有进行调查，偏听偏信，对鲍超严旨斥责。鲍超在尹隆河之役中立下大功，不但没有受到朝廷奖赏，反被严旨斥责，无比郁闷，只好求助于老领导曾国藩。

让鲍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曾国藩竟然对他落井下石。曾国藩明确提出：“向来于诸将有挟而骄者，从不肯十分低首恳求，亦硬字诀之一端。”曾国藩认为，鲍超自持有功劳，以此来要挟领导，绝对不能对他让步，坚持强硬的态度。

这下子，鲍超彻底失望了。他以伤病复发为由，请求开缺调理，离开了战场，回到了老家。李鸿章等的就是他这句话。鲍超走后，留下32营“霆军”。李鸿章将马队12营、步队6营全部裁撤，剩下步队14营交给曾国荃。

曾国藩为甚么对鲍超落井下石？是因为李鸿章如日中天，他们得罪不起，更别说还有需要依赖的地方。鲍超便成为他们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