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唐朝的“牛李党争”是指以牛僧孺和李德裕为代表的两派政治势力的斗争，它历经唐宪宗、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唐武宗、唐宣宗六朝四十年，将朝堂搞得乌烟瘴气。

奇怪的是，时至今日，人们都没法说得清“牛李党争”的本质，甚至连“李”是谁都存在争议。

陈寅恪先生认为，牛僧孺代表了进士出身的官僚集团，李德裕代表了山东士族集团，前者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而后者则是旧门阀世族的代言人。

唐史专家岑仲勉先生认为，李党是指李宗闵，李德裕是“无党派人士”。还有人认为，牛党背后的势力是宦官集团，因此牛李之争其实是宦官集团与文官集团的争斗。

不过，上述几种观点都存在明显的漏洞，将“牛李党争”归结为道德至上的“职业喷子”，与提倡实干精神的职业官僚之间的斗争，或许更加贴切。

唐代的官员选拔主要是两种方式，一是靠“门荫”，二是靠“科举”，前者拚出身，后者拚才学。能获得“门荫”资格的，大多属于豪门家族，这部分群体叫作“豪门士族集团”，简称“士族阶级”。而那些凭借科举入仕的，大多出身于寒门阶级，这部分群体叫作“寒门士族阶级”，或者“庶族阶级”。

很显然，李党中不全是山东士族集团，也代表不了旧门阀，比如李绅，他其实是典型的庶族阶级。要论“豪”的程度，出身于陇西李氏的李宗闵（李唐皇族），要远在出于于赵郡李氏的李德裕之上。

在牛党和李党中，都有“门荫”和“科举”出身的人，比如李党的裴度、李绅、元稹都是科举出身，牛党的杜悰靠门荫入仕、郑注靠佞幸发达。因此，将牛、李看做两个不同阶级的代表，有点牵强，至少不是很典型。

一般认为，牛党的代表人是牛僧孺，可是阅读两唐书就会发现，牛僧孺大多数时间在地方，与李德裕的冲突并不算多。而李宗闵则和李德裕斗了好几个回合，时间跨度达三十年。因此，李宗闵似乎比牛僧孺更能代表“牛党”。

如果非要给“牛李之争”找到一点共性，觉得这是以李宗闵和牛僧孺为代表的“清流名士”，对以李德裕为代表的实干家的围剿。

牛僧孺和李宗闵算不上坏人，甚至很清廉。但总体上来说，他们就是那种道德至上的腐儒，看不得有人“专权”，容不下有人“拔尖”，仿佛李德裕就是大唐的霍光、王莽。他们缺乏大局观，却用道德感动自己，没多少实干的本领，批评别人口若悬河，影响力还很大。

安史之乱后，唐朝之所以未能走向复兴，表面上看是藩镇和宦官两大毒瘤祸害了大唐，但更深层的原因却是士族集团的堕落。

作为掌握大唐帝国权力的核心阶层，士族集团的分化和堕落表现得很明显，正是他们的无能、自私导致了藩镇割据愈演愈烈，也让皇权逐渐丧失了对他们的信心，转而选择了宦官。

“牛李党争”其实士族集团分裂的开端，从此大唐再也没有杰出的政治家，他们在集体沉沦中被藩镇野蛮清除，并在血与火中永远退出了历史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