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42年，王安石参加科举考试，省试成绩是甲一第一名，但因文章中的四个字却与状元失之交臂。省试结束后，仁宗皇帝要殿试宣唱，于是拿来试卷御览，第一名就是王安石。但是，当仁宗看到“孺子其朋”四个字时，不由得皱了一下眉头。

“孺子”在当时有指太子小妾的意思，“其朋”就是聚在一起，四个字的意思就是太子的几个小妾凑在一起。在仁宗看来，这是一种影射，不怀好意，于是便将王安石的卷子放到了一边。

接下来，仁宗就接连看了第二名与第三名的卷子，本来第二名就可以钦点为状元，但仁宗一看名字都认识，他俩分别当朝官员王珪与韩绛，因为按之前惯例，在职官员不能被点为状元，所以仁宗便将此二人也淘汰掉。

可能有人疑惑，宋朝官员为甚么也要参加科举。其实这类官员与靠科举考取功名的人不一样，他们是靠祖上荫庇“恩补”来的官职，大多数都是些闲职，类似于今天的编外人员，如果他们考中科举，就意味着“入编”，手里有了实权。这类官员在当时有一个特殊称呼，叫“任子”。

一至三名都不入仁宗法眼，自然就轮到第四名了，于是这个第四名竟然阴差阳错地被点为状元。这个第四名叫杨寘，他的哥哥正是晏殊的女婿。晏殊当时任知政事(副宰相)加尚书左丞，所以杨寘便通过晏殊提前获知了自己的排名。

杨寘这个人很自负，认为状元非自己莫属，走到哪里吹到哪里，没想到得了第四名，于是在酒肆喝酒时当场发飙骂到:不知是那个卫子得了第一名!

“卫”是驴的意思，可想而知这话有多粗俗了。然而让杨寘没想到的是，最终的状元却了他自己头上了，虽然那句话骂了自己，但他也高兴坏了。

要说论才干，杨寘、王珪、韩绛远不及王安石，与王安石的名气相比，他们属于籍籍无名的人物，只有一个王珪还算小有名气，但还是沾了孙女婿秦桧的光。

王安石成为宰相后，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改革，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又称《三经新义》。在王安石看来，诗赋徒费心神，在治国理政方面没有现实意义，而帖经与墨义考验的是记忆力，形式刻板，也没有多大用处。如果从后来王安石一系列的变法举动来看，当初他那句“孺子其朋”或真的在影射一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