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岛新闻集团CEO蔡晋博士。

各行各业请人难的问题已有一段时间，自香港步向复常之后就更见严重，社会各界对该问题的谈论也愈来愈多。从过去的“人搵工”到今天的“工抢人”，整个劳工市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结构性变化，值得全社会、尤其是年轻人的关注和思考。

香港最新失业率为3.3%，是过去3年多来最低，回到疫情前至疫情初期的水平。但是劳动人口流失情况持续加剧，总就业人口继续减少1.2万至365万，无论专业或基层工种都出现缺人现象。在社会和经济逐渐迈入复苏、各行各业正面展望的情况下，“加薪抢人”争夺战已经打响；不过，某些行业就算肯出高薪，也未必奏效，可见本地劳工市场供求已经失衡。

随着人口老化、出生率下降，加上疫情之下移入人口减少、移民人口增加等因素影响，过去两年香港劳动人口减少约14万，其中超过6成为高学历、高技术、专业人士及管理层。年龄方面，更有超过一半属25至39岁的年轻人士。

据香港总商会调查显示，本地正出现多年来最严重的高级技术人才流失潮，其中工程和技术专业人才流失最多，高达28%。科技行业成为人才流失重灾区，金融科技、生命科技、尖端制造业、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各方面都出现请人难问题，亦成为很多公司无法推进科技创新的绊脚石。至于贴近市民生活的各个行业，包括餐饮、零售、酒店、旅游、航空、跨境运输、基层医疗、安老、护理、建筑等，也在人手方面经受不同程度的打击，而随着两地恢复通关，海内外旅客重临，相关问题更为严峻。有人力资源公司指出，高达85%香港僱主，正面对人才短缺和招聘困难，为过去17年来新高，更远高于全球平均的77%。

我观察到，近年本地劳工市场供求失衡，与“炒散化”现象普及也有一定关系。不少年轻人宁可兼职打散工，也不愿返长工，令“无人用”的情况加剧。有指不少学校提倡创业精神催化了这现象，但更多人相信是环境逐渐富裕及社会氛围所致。

Z世代讲求工作与生活平衡（Work-life Balance），注重私人时间和娱乐，加上疫情之下，企业的就业保障变得不稳定，导致年轻人爱上炒散或化身自由工作者，寻求更多的自由。也有不少年轻人扭曲了创业的意思，认为作为自由工作者接工作来做就是实现了老板梦。更有人甚至选择“躺平”，不工作、不规划未来。而社会经济较以往富裕，相比较上一代来讲，年轻打工仔没有那么大的财政和家庭负担，认为只要能够解决三餐温饱及自己开销已经不错。有关趋势除了影响年轻人的发展，并损害正常劳工市场的供应。

对于年轻的炒散族或自由工作者来讲，虽然短期获得了更多的私人时间和自由，但是在长远发展方面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步出学校、迈入社会，企业是再教育的摇篮，通过在企业工作，除了可以系统性学习技能、积累经验，更能够提升与人沟通、解决问题的能力；长远来讲，还可以令员工发掘自己的兴趣和特长，通过自身努力，定能找到上升的通道。相反，长期打散工或过早加入自由工作行列，有可能窒碍了个人成长。与此同时，以兼职或自由工作维生，更需要面对工作收入不稳定及缺乏保障的风险，例如没有强积金、没有员工保险等，而没有稳定入息证明更难以解决未来很多需求，比如买楼申请银行贷款。

炒散化对企业以至整个经济社会而言，所带来的冲击实在不容忽视。随着愈来愈多年轻人加入炒散族，全职员工的供应必定会继续减少。目前全职员工仍然是支撑大部分企业运作的中坚力量，若然市场上全职员工供应不断减少，企业必定需以高薪抢人，工资成本愈推愈高，在工作成效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利润空间愈来愈小，竞争力逐渐减弱；而企业如果过度依赖兼职或自由工作者，一方面不利于知识和人脉的传承，同时更难以保证工作和产品的质量，出品会出现较大波动，无形中对品牌造成打击，对企业长久发展显然不利。如此恶性循环，必定对行业和经济造成难以弥补的破坏。

来到时代的转折点，为保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港府和企业应以多元化、人性化的措施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港府在过往已推出一系列政策来“抢人才、抢企业”，“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放宽“一般就业政策”及“输入内地人才计划”就是很好的例子。与此同时，对打工仔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某种程度上也许亦能提升本地人就业意愿，缓解劳工紧张压力。而在港企业面对激烈的人才争夺，则须更多地关注员工需求，除了薪酬以外，在员工福利方面不断合理提升，并制定更加完善的人才培养和晋升机制，让员工可以看到希望、看到未来。在此，亦勉励年轻一代将眼光放长远，积极工作练就自身本领，机会永远属于有准备的人，而大家更应不断创造属于自己的机会。

蔡晋

以上内容归星岛新闻集团所有，未经许可不得擅自转载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