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会堂于1962年启用，是在战后香港百废待兴的背景下诞生，是当时文艺青年不可多得的聚脚地。 负责主编《市民的大会堂》的香港教育大学香港社会研究讲座教授吕大乐表示，大会堂的落成确实是香港文化基础建设的里程碑。

▲香港教育大学香港社会研究讲座教授吕大乐：“香港大会堂作为文化基建，便承担起当时香港文化发展最急欲解决的场地问题。”

吕大乐在书中《序言》提到，1962年大会堂启用之前，要在香港举办文艺活动基本上找不到正式、专门的场地。 早期艺术家会租借酒店大堂或坊间私人拥有的空间展览作品，《至于一些表演艺术，则借用香港大学陆佑堂、中学的礼堂，又或者戏院举办演出。 当时香港文化场地之短缺，可想而知。”

先有地方，然后才能聚集人群，场地和空间是文化推广的基础。 吕大乐引述1949年香港《年鉴》亦指出这个“文化问题”，因此，香港大会堂作为文化基建，便承担起当时香港文化发展最急欲解决的场地问题。 不过要提升香港的文艺氛围，将香港的文化艺术普及化，甚至传承至每一代青年人，并不是单单拥有硬件设施就可以成功。

“1元座票”推广艺术

首任大会堂副经理陈达文在书中曾提到，大会堂启用初期，进出场地的人士，都是“男士穿起西装、结领带，女士则穿起端装的旗袍，全是中年人，没有年轻人。” 他又提到当时门票价格为10元，约相当于现时的200多元，并非普罗大众能轻易负担的日常活动。 可见，虽然有了聚脚地，但要普及艺术必须有政策配合。

1962年大会堂开幕礼当日，时任港督栢立基就清楚说明了大会堂的定位是“全市之社交及文化活动中心”，于是大会堂早期便着手把艺术普及化，其中一项关键措施就是“1元座票”。

大会堂逢星期日举办的“普及音乐会”，都会降低入场门槛，以低至1元的票价，让常规大众乐于参与文化活动。

书中引述当时《华侨日报》的报道：“由于票价低廉，节目丰富，获得广大市民及学生热烈欢迎。” “诚为大会堂首次真正平民化之演出。” 因为首两场公开演出全部爆满，第三场更须改于较大的音乐厅演出，容纳更多观众。 这项措施既惠及普罗大众，令更多人接触文艺活动，同时让本地艺术家得到更多演出机会，提升水平，达致双赢的局面。

大会堂其后分别于1975年及1978年进行观众调查，两次的结果均显示入场观众群中，8成人次属于年轻人（29岁以下），真正培养出香港第一代文青，推动了本土文艺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