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外交通和贸易历史进程中,珠海地区因地处珠江口要冲而从未缺席，一直是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代表的古代海外贸易的重要走廊。无论是史料文字记载，还是考古发掘，都证明了珠海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海上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中国与世界进行文化和经济交流的重要通道，为人类文明历史写下了华丽的篇章。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在汉朝时中国南方沿海已经与东南亚地区甚至印度洋周边有了海上交通。
▲平沙前锋沉船遗址。翻拍于珠海博物馆
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空前繁荣，尤其以“广州通海夷道最为兴盛。这条航线从广州出发，航经珠江口，进入粤西、海南，穿过马六甲海峡、印度洋、波斯湾，远至阿曼湾、亚丁湾和东非海岸，沿途经过90余个国家和地区。无数的商船由此将香料、象牙、犀角和珠宝运抵中国，也将中国的陶瓷、茶叶和丝绸带向海外。
“不住田园不树桑，珴珂衣锦下云樯。明珠海上传星气，白玉河边看月光。1591年夏天，明代戏曲家、文学家汤显祖到香山访友，足迹遍及当今的珠海、澳门。当他看到香山海外贸易的繁荣时，不禁感慨写下这首《香岙逢胡贾》。如果说汤显祖的诗句只是一种文字的记载，那么近半个世纪以来，考古工作者在珠江口的一系列考古成果，则进一步论证了珠海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地位。
目前珠海万山群岛中已有16个岛屿发现了“海上丝绸之路遗物。以桂山岛为例，它的多个海湾是“海上丝绸之路遗物集中之地，也是古代船民汲水之地。在其溪口两旁和海边沙滩遗留许多汉代至明清时期的陶器和瓷器，包括唐代陶瓷残片、宋代黑釉陶罐残片和明代青花瓷残片。
▲平沙前锋沉船内的铁弹珠。
而珠海高新区淇澳岛的牛婆湾，同样发现了不少遗物，可辨出战国、汉、南朝、唐、宋及明代陶瓷，以及唐宋铜钱。位于平沙镇南郊的平沙棠下环遗址，面积达1.2万平方米，出土遗存的时间跨度很大，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商代到唐宋时期都有发现。出土物中不仅有唐宋时期的青瓷碗、钵、陶罐等器物，还有唐代白瓷碗残件和汉代陶瓷残器。
根据史料记载，1969年，当时珠海县南水公社（今珠海南水镇）蚊洲岛北面沙滩有212件青瓷碗碟出土；1977年及1984年，珠海渔民在外伶仃岛海域和荷包岛海域作业时捞获两批唐代陶瓷；1985年，珠海渔民在南水镇荷包岛至乌猪岛海域打捞到21件古陶瓷，其中包括唐代新会窑四耳大瓷罐。羊城晚报记者在珠海博物馆看到，这只新会窑四耳大瓷罐，罐施青釉，敞口、鼓腹、平底，肩有四耳，器身粘有蚝壳。
1986年，珠海文博工作者在外伶仃岛石涌湾采集到一块陶片。陶片上纵刻“朱师所治四个大字，字体大小在1.5-2厘米。据介绍，“朱师为陶工的名字，此器料为地方私营作坊所制造。但研究者发现，“朱师所治这四个字背后大有文章。这四个字与先秦的字谱比对，它较晚，但与东汉的字谱比对，它又较早，因此出现的时代应该为西汉。广东省文物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珠海市文物保护协会名誉会长肖一亭介绍，这件陶器残片上的文字，是环珠江口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汉字之一，反映了西汉期间汉文化的渗透力和当时居民的商品意识。“这也说明了西汉时期，东南沿海居民就扬帆远航，进行海外贸易，其中一条航线经过珠海。
除了瓷器，珠海还发现了古代沉船。1976年，平沙农场前锋八队社员在泥滩中发现3艘古沉船，船肚仰天并排。社员挖出其中一艘，长20余米，柚木船板厚4厘米，外裹铜皮，钉以铜钉，船内有火烧痕迹，碳十四测定年代为660±70年,见证了元末的南海海上丝绸之路。
这些出土或者被打捞的瓷器，大都有相似的“打包方式。肖一亭介绍，一些瓷器大小相套，或整齐迭埋，还带有草绳捆扎的痕迹，明显为海上贸易商船装船需要。
这些瓷器因为特殊的销售对象，而被称为“外销瓷。所谓“外销瓷，是指专为国外市场所生产或根据国外客户指定式样生产的瓷器。它的器型和纹饰经历了从纯粹中国样式，到中西合璧，再到以欧洲风格为主的转变过程。据了解，珠海海域打捞的丝路遗物中，以早期的“外销瓷居多，窑场以广东新会官冲窑最多，少量来自浙江越窑和河北邢窑。
肖一亭举例，20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珠江口的香山故镇濠潭遗址、淇澳岛牛婆澳遗址、平沙棠下环遗址等处，发现一批唐代风格的黑陶罐、越窑青瓷碗、釉盏等残片，其中越窑系青瓷碗居多，饼足底和玉璧底造型，还有邢窑系白瓷碗，显然是唐代中国的外销瓷器。同样在南屏镇洪湾小钧遗址，也采集到官冲窑产青釉六系罐。考古工作者确认，这些都是唐代广东新会官冲窑所产瓷器出口外销过程中遗留下的。
▲各类瓷器“述说海丝故事。
上述海域为海外交通航路所经，所发现的瓷器当为唐代沉船所遗。当这些海上贸易遗物的发现地点与海上丝路航线一起出现在一幅地图上时,珠海地区自古即是海上丝路要道已不言而喻。肖一亭认为，上述瓷器的大量出土和被打捞，说明珠海显然参与和见证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在这长达两千多年的海上贸易历史中，珠海一直是重要通道和节点。
文/图 钱瑜 郑达
星岛日报海外版 羊城晚报社 联合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