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族而居，族必有祠。“祠堂”一名最早出现于汉代，也叫家庙、宗祠。不过，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帝王与士大夫才有资格建家庙祭祖，民间不得立祠。自南宋朱熹著《家礼》立祠堂之制，及明嘉靖年间“推恩令”之后，祠堂才逐渐走向民间，成为各姓族人敬祖议事、教育族人、弘扬社会价值观的场所。

如今，一座座布满岁月痕迹的广府古祠默默嵌于现代都市中，是广州人的根和源，记载了先人数不尽的奋斗，又寄托了其对后人的殷切期望。一砖一瓦，可以阅读、可以理解、可以想象。走进古祠堂，就如同走进城市肌理的最深处，由此可以理解广州人的家国情怀，触摸那历经沧桑却依然熠熠生辉的精神和力量。

寻根溯源九百年 

广州现存最古老祠堂建于宋

明后出现祠堂大规模兴建潮

祠堂是在祭祀这一功能上诞生的名词。岭南文化研究者朱光文说，中国祠堂与宗族密不可分，广府祠堂广泛分布于今天粤港澳大湾区广府民系聚居的区域，特殊之处就在于，它们是随着历史上大批北方人南迁，开垦沙田而逐步形成的。可以说，每一座祠堂，都诉说着一个家族千百年来的迁徙与发展。

从秦汉到北宋，有资格建祠堂的不是王公贵族，就是士大夫官员。因此，广府地区真正意义上的祠堂大规模兴建潮出现在明代之后。南宋时，理学家朱熹创制祠堂以敬祖，民间祠堂已有所发展。明代颁布《圣谕六条》，要求百姓“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弟”，并逐渐放宽了民间立祠的限制。通过科举考试入朝为官的广府人极力修谱建祠，成为助推器。

900年麦氏大宗祠

被认为是广州地区现存最古宗族祠堂

宋朝时，大量北方人为躲避战乱，越过大庾岭进入岭南，在珠玑巷暂时落脚后，南下珠江三角洲，开村居住。这些“聚族而居”的村庄，一般会按姓氏系别修纂族谱，如果条件许可，还会修建祠堂。位于南沙区黄阁镇莲溪村的麦氏大宗祠就由黄阁麦氏供奉的开村先祖麦必达所建。据《广州市文物普查汇编》记载，麦氏大宗祠始建于宋代，据此推算，已有近900年的历史，被认为是广州地区现存最古老的宗族祠堂。

▲南沙麦氏大宗祠被认为是广州地区现存最古老的宗族祠堂。

明代实行“推恩令”

广州出现第一个建祠小高峰

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21岁的广府人方献夫考中进士。此后，方献夫便为其祖父兴建祠堂，后来又为其父建公祠。他在《亭秋公祠记》中赞美其祖父“好古读书、博闻强记，世称书柜”。他修建祠堂的目的就是引导子孙“尊祖、敬宗、睦族”，使家风绵延。

方献夫只是当时的代表之一。明代一朝，广东共出了6355名举人、889名进士、6名一甲进士、3名状元，其中，出自广州府者占了半壁江山，有举人3090人、进士457人，而广东6名一甲进士中，除潮州林大钦外，其余5人皆出自广州府。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冯江说，民间宗祠真正合法化的契机是明嘉靖年间的“推恩令”，许多广府祠堂就是以此为依据而兴建的。嘉靖十五年（1536年）十月，礼部尚书夏言奏请嘉靖帝“推恩”放宽官民祭祖规定，获得批准，史称“推恩令”，也被视为对民间敬祖立庙的承认。由此，广府地区出现了建祠的第一个高峰。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如此描写当时祠堂之盛：“每千人之族，祠有数十所。小姓单家，族人不满百者，亦有祠数所。”有大宗祠，有分祠堂，还有更小的支祠堂。有的大宗祠之豪华，足令今人称奇。建于明万历年间的沥滘卫氏大宗祠，头门面就有五间之宽，堪称当时广州地区之最。鸦片战争期间，英军由珠江入城，卫氏大宗祠因规模过于宏大，被英军误以为是官府，由此遭受炮击，至今其正门左侧墙面上修补过的痕迹仍可辨认。

▲海珠区沥滘村卫氏大宗祠内高悬着“百世周宗”横匾。

清代祠堂建设更有本地风格

合族祠成为一大特色

明末清初，战争频繁，广府祠堂的兴建陷入低谷。广州“一口通商”后，经济迅速恢复，积累了大量的宗族财产，广府迎来历史上的第二个立祠和修缮祠堂的高峰期。今天留存的不少大祠堂都是这一时期修缮的，比如沙湾的留耕堂。这一时期新建的祠堂多以三开三进的中小祠堂为主，同时也出现了新的特点。一是建筑更具本地特色，用上了更先进的工艺，比如木雕、石雕、瓦陶艺、彩画等，石檐柱、虾公梁、镬耳山墙也开始大量出现，人们利用装饰中富有地方特色的图案来传达和睦、孝道、伦理、忠勇等家国思想。另一个是出现了以陈家祠为代表的“合族祠”，以原贡院附近的大小马站、流水井、越华路、广卫街等处分布最为集中，比如何家祠、朱家祠、赵家祠等。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馆长黄海妍说，与传统的祠堂相比，合族祠是各地同姓氏宗族共同合资建造，目的是为参与建造合族祠的同性宗族子弟在省城参加科举考试、办理各种事务等提供便利，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祠，其作用就像各地同姓宗族在广州设立的“办事处”，从血缘关系转向了更广的社会联系。

▲陈家祠廊道上的灯笼颇有喜庆气氛。

广府祠堂的建设和结构在清末民初基本定型。户外常见水面、庭院、青云巷、旗杆夹等，有些祠堂还附带园林；主体建筑有头门、拜亭、正厅、寝堂等，有的还有厨房、侧廊、侧堂或后花园。

其中，门口最有讲究。以有水面为佳，比如水池、河涌等，有些水面是半圆形，类似学宫泮池，寄希望于家族人才辈出。广州市海珠区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刘小玲说，如果家族内出了个进士，祠堂门口就会立一个旗杆夹。“我们每一次去到一个祠堂，要是门口有旗杆夹，都会好好欣赏那个旗杆夹。因为，看到它，我们就知道这个家族中一定有人考取了功名。”比如，番禺的屈氏大宗祠，门口有6座旗杆夹，屈氏子弟确实不简单。

祠堂建筑单体以“堂”为主，辅以廊、厢等，空间以门、墙、牌坊、照壁等分隔。如果族内出了对国家和社会有贡献的人，族人就会把他们的画像和事迹陈列在祠堂内，以鼓励和教育后人。刘小玲认为，每一座祠堂都凝聚了世世代代许多人的情感，是尊敬先人、崇扬贤德、凝聚人心、教化后人，以维系族人亲情、维护社会秩序，实行家族教育的地方。这就是祠堂所蕴含的历史文化。 

古祠承载家国情 

伦理孝道经历数百年积淀

岭南优秀家风家训影响深远

“太公喊你分猪肉啦！”每当这个声音响起，多半是整个村子的居民到祠堂聚会的时间又到了。通常春秋二祭后，族内或村内德高望重的人会在祠堂前将猪肉分给各家各户，寓意福荫及庇护已到各家。

要问“太公分猪肉”兴于何时，恐怕没人能说清楚，因为这种文化已深入生活。在黄海妍看来，广府祠堂是人们处理宗族内部事物的场所，也是人们表达对美好生活向往、弘扬当时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平台。经过数百年的沉淀，祠堂所蕴含的家风家训、爱国情怀已成为人们窥见和了解当时社会风貌的一把钥匙。

广府祠堂：一把了解社会风貌的钥匙

沥滘卫氏弘孝道

乾隆千里赐屏风

清乾隆年间，有一年冬天，广州沥滘村卫氏正筹备为103位60岁以上的寿星祝寿。乾隆皇帝知道此事后，便御赐了祝寿屏风。屏风内容是祝贺老翁寿辰，由三朝重臣、一代名相张廷玉撰文，大书法家汪由敦书写。

很多人会想，日理万机的乾隆皇帝，为什么会给千里之外的岭南一个村落的老人贺寿？原来，广州尊老爱老之风历来兴盛，明代尤以沥滘有名，每年正月十五，村里都会在祠堂为60岁以上的寿星摆筵寿酒。卫氏第十九世祖——卫廷璞是清代雍正四十八年（1783年）进士，官至太仆少卿，深得张廷玉器重。有一年冬天，卫廷璞对张廷玉说，他的家乡，有一百多位六七十岁以上的长者，村里要设宴祝寿，希望张廷玉能撰文为寿宴增光。张廷玉随即将此事禀报乾隆。乾隆便借此机会弘扬社会孝道之风。至今，这些屏风依然保留在沥滘卫氏大宗祠内。

其实，祠堂寄托的就是家族情怀。卫氏大宗祠建于明万历年间，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为典型的明朝建筑，其敬老爱老的价值观就藏在祠堂大门口的楹联中：“数十壼中仙走出甲子来，交梨餐火枣並餐，自是襟怀落落；万千族内人同入蟠虬去，狐貉坐缊袍亦坐，居然文质彬彬。”“壼”原指宫中的路，此处指村中的街巷；“壼中仙”指老寿星们；“交梨火枣”说的是仙果；“狐貉”指穿狐皮貉皮大衣的人，泛指有钱人。“缊袍”指穿旧棉袍的人，泛指穷人。整联的意思是：数十位年过花甲的老寿星穿街过巷来参加寿筵，品尝着仙果佳肴，个个襟怀坦荡，落落大方；万千个族内人同去赴宴，不论贫富，都是文雅而有礼貌。全联核心思想就是一个“孝”字，整个祠堂的核心也是一个“孝”字。

孝友睦姻任恤六行交修

巨富白纶生乐善好施

如果说卫氏大宗祠让人看到了广州人的孝道，纶生白公祠和“乐善好施”牌坊则让人看到了广州人的仁善。江海大道龙潭村有一座四柱五楼三门式石牌坊，在这里耸立了一个多世纪。正中庑殿顶刻“圣旨”二字，横匾刻“乐善好施”四个字。这是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由光绪皇帝下旨所建的。

▲海珠区龙潭村，“乐善好施”牌坊为光绪下旨所建，不远处是纶生白公祠。

御赐牌坊建成8年后，不远处的纶生白公祠落成，专门纪念仁善巨贾白纶生。这座祠堂坐东向西，左右三路，前后四进，以水磨青砖砌墙。头门面阔三间，硬山顶。中堂面阔三间，与拜亭成勾连搭；后堂也是面阔三间，硬山顶，为供白氏祖宗牌位的地方。正门两侧立石鼓，两侧则对称地分布着近一米高的石台。

最有纪念意义的还是祠堂里的那副楹联：“孝友睦姻任恤，六行交修，念仁粟义浆，实惠至今流族党；曾元来晜仍云，累传勿替，看旅楹松桷，宏规振古奠堂基。”其中，“孝友睦姻任恤”是儒家的六种善行，上联的意思是说，孝顺、友爱、和睦、联姻、担当、怜悯这六种善行要一齐修行；下联“曾元来晜仍云”则是指四世孙到九世孙，泛指子子孙孙，大意是希望白氏子孙将仁善美德传承下去，切勿荒废。全联的核心就是仁和善。

施仁行善，正是白纶生一生的写照。据史料记载，白纶生原名白经，字纶生，1823年出生在龙潭村，年幼丧母。那时的龙潭村还是偏远郊野，到广州城就算出了趟远门。15岁时，白纶生独自前往广州城谋生。因无钱付渡船费，被船家斥骂，同船一位老伯替他付了船费，他才达到广州城。到广州后，白纶生在堂舅父的洋行内做杂工。做杂工期间，白纶生诚实、苦学，很快精通业务，后来自己开起了悦盛洋行，成为当地巨富。

当年老伯的帮助在白纶生心中种下“仁善”的种子。白纶生成为巨富后，大兴善事，创办爱育善堂，还每年拨款资助城西的方便医院（今市一医院的前身）和四庙善堂。其中，爱育善堂和城西方便医院是广州历史上资金最雄厚的“九善堂”中的两个。平时，白纶生对贫苦者施粥、施衣，从不间断。他还出资在龙潭村修桥、修路、办学堂。如今村民仍在使用的四座白石桥——汇源桥、康济桥、利溥桥和迎龙桥均由白纶生出资捐建。

1890年，湖南发生大水灾，白纶生捐出一笔可观的赈灾款，灾民逢人便称颂他的善举。据《广州市文物普查汇编》记载，1891年，两广总督李瀚章奏请光绪帝褒题“乐善好施”，为白纶生父母建坊以表彰。刘小玲在《海珠古祠堂》中说，白纶生一生谦恭有礼、乐善好施、扶危济困、大仁大义，为后人树立了典范。

一生忠赤冠绝千古

文豪屈大均本是“战士”

家和则国和，族兴则国兴。卫氏大宗祠和纶生白公祠的家风受人敬仰。而番禺屈氏大宗祠承载的家国情怀又格外受人敬重。屈氏大宗祠始建年代待考，据《番禺县志》记载，为“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重修扩建”。祠堂位于今番禺区化龙镇莘汀村，坐东南向西北，广三路，中间为正祠，两侧是青云巷和廊庑，深三进。

屈氏大宗祠的核心人物是屈大均。在很多人印象中，屈大均是一位儒雅文豪，亦是南粤先贤，其著作《广东新语》在岭南乃至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是人们研究广东历史文化的宝贵资料。

其实，除了大儒的身份，屈大均还有一个身份——有着浓烈爱国情怀的“战士”。1646年，清军攻陷广州，屈大均的父亲对年仅17岁的儿子晓以大义，告诫他要洁身自持，保持大伦于乱世。第二年，屈大均毅然参加了其师陈邦彦发动的抗清斗争，在高明起兵，与在南海的陈子状和在东莞的张家玉，互成犄角。可惜最终兵败，陈邦彦被杀害于广州，暴尸旷野，无人敢打理。屈大均挺身而出，冒死收殓老师的遗骸，此举被传为一段佳话。

清顺治七年（1650年），清兵再次攻陷广州，当时不过二十多岁的屈大均在番禺圆岗乡雷峰海云寺削发为僧，并将自己的居所命名为“死庵”，以示誓死不臣服清廷之意。两年后，屈大均开始云游四海，奔走吴越、幽燕、齐鲁、荆楚、秦晋大地，游说四方志士，投身军旅，可惜后来因事败露而被清廷追捕，浪迹江湖。晚年隐居故里，著书立说，终身不仕清廷，为后人留下极为珍贵的精神遗产。

屈氏大宗祠不仅记录着屈氏家族的家风家训，还展示了屈大均的爱国情怀。也正因如此，屈氏大宗祠被授予广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如今，屈氏大宗祠的广场立有记录屈氏历代先祖功名的6座旗杆夹石，约4米高的大门神，也给人顶天立地的感觉。祠堂墙面写着的“一生忠赤冠绝千古，节义文章师表岭南”，道尽了屈大均传奇的一生。

实际上，广州人历来崇尚“家国大义”，家是小家，国是大家。除了屈氏大宗祠，还有车陂的晴川苏公祠、黄埔村的晃亭梁公祠、冯氏大宗祠……都有说不尽的传奇故事，道不完的家国情怀，那一串串悬挂在祠堂里，闪耀着民族精神与英雄气节的名字，为世世代代的后人景仰。

▲位于番禺区化龙镇莘汀村的屈氏大宗祠。

殷殷情怀传到今 

广府古祠堂 逐渐重焕昔日光彩

家风连国风 血脉赓续代代传承

广府祠堂，虽历尽沧桑，却少不了家风家训，少不了天地人的道理。在春节等传统节日或平日休憩之余来祠堂，在重温家训、祈求和顺的同时，也是走进历史、感受文脉。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古祠堂成为很多机构的办公场所。进入21世纪，越来越多深藏城市肌理的祠堂得到修复、保护、活化，各种活动也渐恢复，祠堂重现昔日光彩。据学者统计，目前隐藏在广州各街巷大大小小的古祠堂约1300座。它们犹如一本厚重的历史教科书，讲述着广州人尊长爱幼、向善行善、爱家爱国的故事，让家风连着国风。

“捧银”传承好家风

留耕堂古祠换新颜

“掌心不动，用手指的力量去抓，两手能抓多少抓多少，跨过六道坎，都是你的！”近年来每逢春节，在广州沙湾古镇留耕堂都会开展“捧银”传统习俗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和路人的目光。自2019年首次再现沙湾“捧银”，这一古老习俗延续至今。

“在留耕堂，春节是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沙湾古镇旅游开发公司相关人员告诉记者，不仅有醒狮表演、采青表演、广府传统“卖懒”儿童游戏，还有就是“捧银”了。

▲留耕堂古祠

何为“捧银”？这就要从沙湾留耕堂的渊源说起。沙湾古镇始建于宋代，因地处珠江三角洲中部古海湾的半月形沙滩之畔，故名“沙湾”。而留耕堂又名何氏大宗祠，始建于元朝至元十二年（1275年），“留耕”二字取自于“阴德源从宗祖种，心田留与子孙耕”，意即建祠造福后人。留耕堂是番禺现存年代较为久远、规模最宏大、造工最精巧、保存最完好的宗祠。全祠五进五开，堂有112条石和木柱，石雕、砖雕、木雕、灰雕不计其数，集元、明、清不同时期建筑特色于一体，被誉为“岭南综合艺术之宫”。

历史上，沙湾何氏一直兴旺，拥有大量沙田。据中山大学刘志伟教授研究，即使到了20世纪20年代，留耕堂的族田也还有56575亩，数量颇为惊人。留耕堂以下各小宗祠及私人亦置田35000余亩，富裕程度可想而知。

千百年来，尊敬长者是何氏家族的一大家风。历史上，曾经每个十年举行敬老宴，并进行“捧银”活动，邀请寿宴中年纪最大的“寿头”，从放满金银珠宝的“聚宝盆”里，用双手捧起金银，再走出何氏大宗祠门口，手上捧到多少，就拿走多少。祠堂文化专家何穗鸿说：古祠堂，就像村中的老人，在默默地讲述着它的故事，形成有关家园文化与精神的共同记忆。不仅是一件宝，更要用心呵护。

▲何氏大宗祠屋檐。

如今，留耕堂的这种“捧银”活动，已经成为好彩头的民俗，不仅年长者参加，普通游客也可参加。参与者在体验乐趣的过程中，更深刻感受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文化传统。千年好家风让祠堂换新颜，这个新颜不光是物理建筑方面的更新，更是充满了精神食粮。这也许就是何穗鸿为何说“当村史和族谱已经散落的时候，祠堂还在说话”的奥秘了。

▲“捧银”活动。

民族英雄故事广传颂

邓氏宗祠充盈爱国情

在留耕堂，浓浓的人伦孝道感染了无数人。但当踏入位于宝岗大道龙涎里的邓氏宗祠，让人感动的不仅是家事，更是浓烈的爱国情怀。这间祠堂原本是1834年邓氏祖先所建，规模也比较小，后因民族英雄邓世昌为国捐躯，受清政府优抚，1894年邓氏后人用一部分抚恤金扩建邓氏宗祠，整整100年之后，邓氏宗祠变身邓世昌纪念馆，并成为省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广东省国防教育基地。

邓氏宗祠主体建筑坐北朝南，广三路，中路三间两进，首进悬挂邓世昌画像，二进则放置巨型雕塑，前后两进用廊相连，中间为大天井，四角各建1座阁楼。另有东院和后花园等，花园内存有邓世昌手植的苹婆树。

▲邓世昌纪念馆本是邓氏宗祠。

漫步其中，榕荫掩映，古祠端庄肃穆，雕梁画栋与牌匾楹联相映，文化气息浓郁。在这里，缅怀英雄再合适不过了。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9年后邓世昌降生在这里，父亲邓焕庄是做茶叶生意的，思想开明，从小就让邓世昌接触新鲜知识。之后，少年邓世昌随父亲往返于上海、广州等地，更增长了见识，也目睹了外国侵略者的野蛮行径。一颗救国救民的种子就这样种下了，邓世昌常与身边的人说：“人谁不死，但愿死得其所耳！”

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推行洋务运动，邓世昌毅然弃商从戎。18岁那年，邓世昌从上海专门回到广州，考入福州船政学堂，正式参军报国。他的一生也由此改变。

从军以后，邓世昌一共只回过三次家，第一次是在1871年，邓世昌趁工作调动之机，回广州探望父母。第二次已是16年后的1887年了，其父邓焕庄早已去世。邓焕庄去世时，邓世昌接到报丧，但此时正值中法战争期间，面对严峻的海防形势，邓世昌最终选择了恪守公职，忠孝未能两全。后来也多次手书“不孝”之憾，以寄托哀思。第三次是在1892年，谁也没有想到，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回家。

1894年9月17日，中日甲午海战爆发。北洋水师不敌日军，邓世昌所管的致远舰在完成最后的撞击后开始沉没。邓世昌鼓舞战舰官兵，“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此舰，足以夺其气而成事。”邓世昌坠海后，随从以救生圈相救，被他拒绝，并说：“我立志杀敌报国，今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为！”与全舰官兵250余人一同殉国，年仅45岁。

为纪念邓世昌的爱国气节，族人从朝廷抚恤银中拿出4万两，以清代中晚期南方大祠堂的形式扩建宗祠。扩建后的邓氏宗祠总占地面积4700多平方米，正门按一品官员规格，建6级台阶。1994年，在邓世昌殉国100周年的时候，邓氏宗祠获批为邓世昌纪念馆，让广州人永远记住这位英雄的气概和悲壮。

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血脉的赓续里藏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如今，邓氏宗祠门口的那副楹联，依然气势磅礴，慷慨激昂，诠释了广州人对国家的忠诚与奉献：“南海振风涛，报国情坚，斯有孤艚冲敌舰；丹心昭日月，成仁事烈，岂无崇庙奠忠魂”。

——引自广州日报-读懂广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