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以来，欧美国家危机应对能力日益衰退。无论是2008年金融危机、2012年欧债危机，还是2019年新冠疫情、2022年俄乌冲突，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通胀危机，欧美面对挑战时常遇挫，不仅政策立场摇摆，而且危机管控措施捉襟见肘。这里面既有总体实力下降的内因，也有地缘政治矛盾激化的外因，同时欧美国家承担国际责任的意愿也在下降。

总体而言，如果欧美国家未能充分意识到危机的冲击力，仍局限于传统的“冷战思维”，那么将不可避免加速走向衰退，届时国际秩序也将会加速演变。

欧美面临三大危机

持续发酵的地缘政治危机。俄乌冲突已呈现出升级态势，并有向长期化发展的趋势。在这一引发世界关注的地缘政治事件中，欧美国家不但未能提出有效应对方案，而且因滥用制裁措施、加大对乌克兰军援等一系列“拱火”举动，最终加剧了地缘政治危机。虽然部分欧盟国家曾开展一些斡旋和调停行动，但因各自的政治利益考量而立场摇摆不定，一再错失和平解决危机的机会。如今来看，欧美国家正在承受着来自地缘政治危机的苦果，同时也遭遇到了制裁滥用所引发的反噬。

深陷困境的民主制度危机。欧美国家一向以民主制度的典范自居，但近年来自身却遭遇到了民主制度的挑战。美国总统选举、英国首相选举均出现了不稳定性，而且民众投票率与政党分歧愈发突出。一方面，欧美国家在应对各类危机时的措施缺乏有效性，由此导致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持续下降，欧洲国家政府更迭已日渐频繁；另一方面，欧美国家的选举造势愈来愈依赖社交媒体，同时也遭遇舆论失控的冲击，不仅因造谣、抹黑行为严重破坏选举规范，而且也造成了民意的分歧对立。

难以走出的经济金融危机。每一次经济金融危机过后，欧美国家并未完全吸取经验教训，尤其缺乏必要的反思，过于短视的政策行为只会导致持续不断的金融危机。2019年全球新冠疫情爆发后，美联储再次启动大规模资产负债表扩张，为市场注入天量流动性。如今，美联储又不得不通过激进加息来解决高通胀问题，但暂未出现通胀消退迹象，预期高通胀可能持续至2023年。除此以外，欧美国家并未给出其他更长期的应对政策方案，表明其应对金融危机存在较大的局限性，也在加剧了自身的衰退风险。

欧美无力应对危机

综合国力出现衰落。欧美国家虽然凭借过去的积累与先发优势维持着一定水平的经济发展，但总体上近20年来已经陷入到增长低迷周期，在全球经济的占比也出现下降趋势。短期来看，很难说欧美国家综合国力在加速衰退，但这种潜在的可能性在逐渐增加。反观新兴国家，不仅成功抓住了全球化发展机遇加速追赶，部分国家甚至保持较长时期的中高速增长，经济总量规模、全球经济总量占比等数据均快速上升，而且经过结构性改革与扩大开放后，新兴国家的增长潜力也得到进一步激发。

从国家实力比较看，欧美国家的衰落与新兴国家的崛起呈现出此消彼长的特征，而这也引发了欧美国家的焦虑。无论是从国际权力结构还是世界秩序演变来看，长期维系主导地位的欧美国家在某些领域正在失去竞争优势，因而也未能适应新的世界秩序变化。由此可见，近年来欧美国家频频出台更加保守的经济贸易政策，例如对重要技术出口的限制、新设立外资审查机制，以及不断抬高的市场准入门槛、贸易壁垒等，而且频繁借助经贸、金融和科技制裁工具，最终不仅损害各国人民的利益，欧美国家自身也会遭遇反噬。

国家治理进程停滞不前。回顾历史发展进程，欧美国家的现代民主制度并非完美，而更多是基于政治妥协与利益交换的“市场绩优选择”，因而决定了欧美国家在制定分配政策、产业政策和实施福利制度时，必须依赖各个群体之间的博弈。在危机时期，这种制度模式反而造成了政治极化，激发了民粹主义思潮。无论是美国的“两党制”还是欧洲国家的“多党制”都在呈现对立的局面，以至于欧盟内部也出现了重大分歧，持续数年的“英国脱欧”事件和2021年初的美国国会骚乱事件都是典型案例，其中反映出欧美国家民主制度危机，而欧美国家尚未得出应对制度危机的解决方案与现实政策。

日裔美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认为，美国制度失灵的首要问题是制衡机制同政治极化相互交织，党派斗争僵持不下、持续不断。从2011年爆发的欧债危机到2019年的新冠疫情，以及2022年初爆发的俄乌冲突，欧盟在应对这些危机时也暴露出民主制度的缺陷，因成员国内部政治体制、经济治理模式和利益诉求等差异，削弱了集体解决危机的能力，同时过于强硬的立场也激化了内部矛盾。总体来看，欧美国家一方面缺乏推动民主制度创新的动力，陷入党派竞争、群体对立的局面，另一方面却又无法适应媒体形态转变和年轻群体的利益诉求，最终在应对危机时显得颇为吃力。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范式失效。回顾20年来欧美国家的发展进程，经济金融危机始终伴随左右，存在挥之不去的阴影。2007年因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2011年因希腊债务危机引发的欧债危机，以及2019年新冠疫情危机后出现的通胀危机，均反映出欧美国家经济金融政策的失效、失灵和失误。事实上，欧美国家的经济学理论范式已经难以适应时代步伐，经济金融自由化、放松金融监管，以及复杂的金融创新均为危机爆发埋下伏笔。而欧美国家过度依赖货币政策，短期内虽然解决了流动性危机、恢复了市场信心、稳定了资本市场，但释放出了大量的负面风险。

以2019年欧美国家应对经济衰退作为案例分析。美联储与欧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扩张至前所未有的水平，债务规模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但美国和欧元区仅维持了短暂的经济复苏，很快就因地缘政治危机、能源危机等而加速衰退，且面临严重的通胀风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以2008年金融危机“灭火队长”自居、时任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与另外两位经济学者因银行与金融危机研究而获得了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如何扑灭又一场金融危机大火却仍是未知数。欧美央行在20年来的表现愈发暴露出局限性，政策施展的空间无疑将变得更加狭窄。

未来展望

新冠疫情的冲击让世人看到了国家能力的差异。《国家、经济与大分流》的作者皮尔．弗里斯指出，制度是决定各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而国家作为一种制度，显然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欧美国家在应对一系列危机事件时已经显现出软弱，从根本上反映出其国家治理水平的衰退。

事实证明，欧美制度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相反，缺乏变革和创新的制度最终都会因无法适应现实发展而陷入窘境。回头来看，欧美历经300年的工业化与3次科技革命获得了领先地位，这其中既有特殊的历史原因，也有欧美国家过去所依赖的创新精神、市场经济，以及自由开放理念所发挥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欧美的发展模式具有“普适性”，早期拉美国家、东欧转型国家，以及东南亚部分国家的失败案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于欧美国家而言，要想扭转衰退趋势仍有赖于推进制度变革、激发创新活力，重新融入自由开放和平等的全球化，适应未来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的变化，否则将会陷入更大的危机之中。

（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

原标题：金融观察/欧美治理水平大衰退

来源：香港大公报   作者：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 邓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