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本社社长 清 和

2008年金融危机是近半个世纪国际政治及经济秩序的拐点。这场危机中断了全球经济增长大势，经济全球化逐渐退潮，国际贸易总额在全球经济增加值中的占比持续下降。随后的政府救市行动间接导致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右翼政治势力上台，这股新的政治力量打破了原有国际政治秩序的脆弱平衡，开启了新一轮的贸易冲突、技术制裁和金融脱鈎的全球化危机。

现如今，国际政治力量借助地缘政治冲突、意识形态对抗、经济制裁、技术制裁等手段推动全球局势向新的方向演变，概括起来有以下三大趋势：

能源金融链重构

首先，俄乌冲突击溃了美国、欧洲与俄罗斯微妙的政治平衡，葬送了维持欧洲经济稳定的俄罗斯能源供应链。随着冲突持续，对俄罗斯全面经济制裁的升级，欧美迅速“去俄油气化”，全球能源金融链正在重构。短期来看，经济代价是极为惨重的。原有稳定的全球能源金融链被打破后，国际原油和天然气价格暴涨，引发粮食、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价格大涨，全球经济出现大通胀。

首当其冲的无疑是欧洲经济。最初，商品市场开始对缺少俄油气支持的欧洲能源和商品重新定价，金融市场对缺少俄油气支撑的欧元和英镑重新定价，结果是天然气、电力和消费品价格大涨，英镑、欧元兑美元的价格大跌。其后，金融市场对欧洲的股票、债券、房地产进行重新定价，对欧洲各国政府及央行应对通货膨胀、汇率下跌、债务风险、美联储激进紧缩风险的能力及实际效果进行评估，结果就是股债汇“三杀”，欧洲央行和英伦银行陷入货币政策的两难困境。最终，国际市场对欧洲制造业受制于能源约束引致的产业大转移进行评估，对欧洲短期内是否爆发金融危机及欧洲未来的经济前景进行评估。目前，欧洲制造业转移趋势和金融风险指数正在上升。

欧洲经济正在遭遇货币、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的重新定价风险，长期面临的是去俄油气后的制造业竞争力衰退及产业转移的风险。如果欧洲无法解决能源短缺问题，无法应对大通胀、金融风险和制造业衰退，那么去俄油气后的全球能源金融链是脆弱而危险的。欧洲需要开辟更多的能源供应渠道，寻求技术突破实现能源多元化。

技术产业链脱鈎

第二，在欧洲，俄乌冲突导致欧洲原有的金融能源体系崩溃。在亚太，中美两国在贸易、技术与金融方面的冲突，对全球技术与商品供应链的稳定构成威胁。

俄乌冲突爆发后，地缘政治危机的悲观情绪蔓延至亚太地区。新冠疫情大流行冲击了芯片供应链，拜登政府启动重振芯片产业计划，将芯片纳入国家战略性资源作为考量，联合日本、韩国等组建“四方芯片联盟”，试图形成新的全球技术产业链。拜登政府的芯片重振计划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在今年8月份签署的《2022芯片与科学法案》中，提供520亿美元的芯片补贴，但附设了一项重要条件，即获得补贴和税收优惠的芯片制造商十年内不得在中国增加投资。

10月7日，美国商务部又宣布，即日起美国出口产品在运往中国的芯片生产设施之前必须获得许可。除非获得相应的许可，美国企业不能再向中国芯片制造商提供先进的芯片和设备，包含16纳米以下的逻辑芯片、18纳米以下的DRAM芯片和28层及以上的NAND芯片等。

随后一些芯片企业作出反应，全球最先进芯片设备生产巨头阿斯麦（ASML）已要求美国分公司员工不得为中国客户提供服务。韩国芯片制造企业则陷入选边站的两难困境。韩国出口中国的芯片规模占其芯片出口总量的68%左右，包括三星、SK海力士在内的芯片企业依赖于中国市场。目前，韩国芯片企业还在观望美国重振全球芯片产业链的价值，但是这种寄希望于向美国寻求豁免的想法可能会沦为幻想。

上述举措是拜登总统签署《芯片与科学法案》后升级对华技术制裁的一部分，也是美国试图重构全球芯片产业链的政治手段。自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以来，两国在贸易、技术、中概股监管、新冠疫情管控等方面的分歧和冲突，加速了经济脱鈎的风险，同时对全球产业链的稳定造成冲击。以国家冲突和技术禁令重塑的全球技术产业链，正面临技术脱鈎的风险和技术产业阵痛。9月开始，芯片禁令扩大化和芯片企业业绩下滑，诱发英伟达、英特尔、应用材料、美光科技等芯片企业股票大跌。市场对这一国家力量强势切割全球芯片产业链的行为，持谨慎态度。

经贸规则更政治化

最后，重振芯片产业链，不仅是技术脱鈎的一种手段，更是美国试图重构全球商品供应链和经贸规则的一部分。对亚太地区来说，重构全球商品供应链的影响要比去俄油气的能源金融体系影响更加深远。其启用的手段，要比国家冲突、出口禁令的层次更高，上升到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隔离。

今年5月份，美国总统拜登在东京联合日本、韩国等参与方宣布启动一项新的亚太经济伙伴关系，即“印太经济框架”（IPEF）。印太经济框架纳入了印太主要经济体，但其中没有中国。该框架包括四大支柱：贸易、供应链、清洁能源和基础设施、税收及反腐。虽然IPEF的具体规则尚未形成，但其声明和四大支柱的设计，包含了不少关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内容。

当前，全球贸易规则最重要的捍卫者是世界贸易组织（WTO）。在1990年开启的新一轮全球化中，WTO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其规则框架并不完美。WTO重视商品的自由流通，着力于削减关税和平息贸易争端，但没能有效解决各国在税收、环境污染、工人保护、财政补贴、准入壁垒、限制人口流动等不公平的竞争行为，这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引发了欧美国家的不满。显然，全球贸易在寻求公平化规则上对各国政治制度、法律环境提出了新的要求。

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期间曾提出“三零”（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贸易规则以取代WTO。美国、欧洲和日本的代表们也多次提出修改WTO规则的议案，包括反壁垒和补贴、统一低碳政策和最低税率政策等。拜登政府并未计划在WTO框架内“打补丁”，而是直接在亚太地区建立包含政治要求的IPEF。

欧美政府一直将自己界定为全球化的受害者，认定在国际贸易真正需要改变的是亚洲国家。早在奥巴马主政白宫时期（拜登担任美国副总统），美国政府在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时就提出了一系列的高标准、新要求。亚洲国家与美国就TPP规则展开了拉锯式谈判，特朗普上台后又退出了TPP。如今，拜登推动的IPEF，其标准要比TPP更低，仅在反腐、清洁能源、劳工政策等方面提出新要求。美国特意设计了“四选一”规则，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纳入亚太经济体。

与WTO主导的全球化时代不同，美国推动的新的贸易规则，一方面对参与方在政治制度和法律环境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又以此作为手段试图推动技术、资本和产业在亚太地区内迁移，以重构全球商品供应链。

当前，欧洲对中国出口贸易的依赖程度超过美国。受能源短缺的约束，欧洲增加了对东盟和中国商品的采购，德国对华投资增幅较大。8月份，中国对欧洲和美国的出口均出现大幅下降，但欧洲替代了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出口地。在技术制裁扩大、IPEF逐渐生成的当下，东盟对中国在美国出口市场上形成的替代性竞争值得关注。以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引致的全球商品供应链，这一趋势仍然充满不确定性。

真正的经济全球化是一种自然演进的自发秩序，是由全球无数市场主体共同参与者形成的。但我们不能忽视地缘政治危机、能源危机、金融危机、国家冲突与战争，对经济增长、意识形态、国际规则的改变，进而改变或加速全球化趋势。

原标题：大学之道/全球化演变三大趋势

来源：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