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委员会达成共识，建议将最低工资由时薪37.5元增至40元，如果行政会议拍板通过，预计明年五月一日生效。劳工界和工商界对此反应各异。劳方认为最低工资加幅仅能追上通胀，勉强能接受，希望将最低工资由“两年一检”改为“一年一检”；资方担心调整最低工资引发涟漪效应，增加营商成本及推高通胀，反对“一年一检”。围绕最低工资的讨论还会继续，特区政府需要从维护香港整体利益出发，积极协调，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去年因为疫情等因素，劳资双方就最低工资调整幅度争持不下，导致最低工资被冻结两年。今次建议将时薪调高2.5元至40元，幅度为6.7%，是劳资双方博弈后妥协的结果。劳工界人士指出，加幅仅贴近4年通胀，但因为担心委员会若再一次无法达成共识，可能重蹈冻结的覆辙，故只能“接受住先”。有立法会议员坦言对结果感到失望，指原先争取目标是45元，结果是未达标。他认为原因与最低工资委员会的工作目标有关，相关审议机制亦令委员会工作受限制，“目标只是看经济、市场价，没有考虑改善打工仔的生活”。

不管怎么说，时薪有所调升，对基层打工仔多少有帮助，直接受惠者是清洁工和保安员，大约有七万多人，虽然占整体打工仔的比例不高，但不能因此低估调整最低工资的意义。事实上，调升最低工资后，会提高打工仔薪酬的议价能力，也能为其他行业的薪酬调整带来积极作用，理论上，这对所有打工仔都有益。

设立最低工资的初衷，是要缓解香港贫穷问题。最低工资落实多年，由最初的28元提升至将来的40元，看似增幅不少，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对解决贫穷问题作用不大。实施最低工资之前，香港贫困人口约120万人，即六个港人一个穷。到了去年，有统计显示香港贫困人口逾165万之众，平均4个港人一个穷，足见贫困问题未因最低工资的落实而改善，反有进一步恶化之势。

最低工资升幅不如综援金，同样惹人诟病。现时两人家庭平均每月综援金额为9658元，而最低工资以40元计，每月上班26日，每日8小时，月薪为8320元，比综援金仍少14%。打工不如领综援，这如何鼓励就业？又怎么不引发争议呢？

相较其他发达社会的最低工资水平，香港亦显得落后。香港人均GDP与英国相当，略高于对方，但英国最低工资约100港元，超过香港一倍多。韩国和日本的人均GDP比香港低，但其最低工资都高于香港，约合50多港元。虽然每个地方的经济状况不同，税收和福利亦不一样，最低工资水平未必能直接比较，但香港的最低工资在发达社会中处于低端，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香港是自由市场，一方面这里是千万富翁云集之地，另一方面存在大量基层人口及在职贫穷现象，摩天大楼林立之下，有20多万基层栖身于㓥房等不适切居所，影响社会和谐，成为香港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之一。如何让财富分配更公平，让社会发展更和谐，让基层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特区政府的责任和使命。行政长官李家超承诺要“同建关爱共融社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对最低工资“一年一检”持开放态度，为基层打工仔提升收入带来希望。

原标题：检讨最低工资机制，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来源：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