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不断升级，大国货币政策加速调整，全球央行竞争性加息，非美元货币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贬值态势，全球经济衰退风险上升，对亚洲国家的经贸繁荣发展和金融稳定性构成了新的挑战。

亚洲国家分别在1997年、2008年遭遇过金融危机，其中仍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反思。一方面，全球金融治理仍为欧美发达国家所主导，亚洲国家的话语权偏弱，与其地位不相符；另一方面，亚洲国家具备加强区域金融治理合作的基础，拥有共同的目标和利益诉求，而通过推动区域金融治理合作，将有利于维护经济利益、摆脱发展困境。

亚洲金融治理挑战

首先，亚洲国家的全球金融治理话语权偏弱。亚洲国家特别是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保持着长期的经济增长，积累了丰富的外汇储备。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新加坡的外汇储备规模（不含黄金）合计达5.73万亿美元。由于国际金融市场和国际货币体系均由欧美发达国家所主导，亚洲国家扮演的角色和所处的地位并不与自身的经济发展实力、贸易规模和外汇储备规模相匹配，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长期偏弱，而欧美发达国家频繁实施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严重威胁到了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稳定性，亚洲各国深受其害。

其次，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仍具效力。尽管亚洲国家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取得了经济快速增长的成果，经济总量和贸易规模全球占比加快上升，但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仍以美元为主导，日韩及新加坡等对美元的依赖性过大，自身的货币韧劲不足。亚洲金融危机后关于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讨论不少，“欧元之父”加拿大经济学家蒙代尔曾提出，国际货币格局的变化，包括美元、欧元以及亚洲货币（亚元），当初的设想面临不小阻力，除双边货币互换取得了较大突破外，建立亚洲货币汇率协商联动机制、创立亚洲债券基金及设立共同外汇储备基金等举措尚未落地。

再次，中小国家金融治理体系仍存明显短板。相较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目前亚洲国家在金融监管制度、金融治理体系建设上已经有了较大进步，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但经过二十多年发展，全球经济金融形势也有了新的变化，部分亚洲国家存在比较严重的治理赤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报告显示，亚洲地区的债务比例已从疫情前的25%快速上升至当前的38%，特别是老挝、蒙古、马尔代夫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面临高额债务和危机风险，斯里兰卡甚至出现了债务违约。由于亚洲地区部分国家的外贸依存度较高，但对粮食、能源及高科技产品进口依赖性也较大，贸易赤字上很难保持平衡，而且国内融资条件较差，国际资本的介入程度比较深，金融体系比较脆弱。

亚洲金融发展建议

第一，稳步推进国家金融治理现代化。经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加快金融改革创新，探索出了一条深化金融改革和稳步扩大金融开放的成功道路，“中国方案”越来越受到亚洲国家的关注。“中国方案”一方面汲取了欧美或拉美的经验教训，更加注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另一方面实施财政、货币以及汇率政策时表现了独立性，强调坚持“以我为主”，更加关注中长期发展目标，而非权宜和短视的模式。对此，亚洲国家应总结二十多年来历次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加快推进本国的金融治理现代化，从“中国方案”中学习先进的金融治理经验，强化金融监管，加强金融治理的基础性制度建设，重视实体经济发展，平衡好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选择适应本国发展的金融治理道路。

第二，构建自主的亚洲金融治理模式。2012年以来，中国加快改革进程，积极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确立了“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的三大任务，经过数年攻坚克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明显增强，筑牢了防范金融风险的监管屏障。虽然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过去了二十多年，但留下的印记却时刻提醒亚洲国家，既要充分融入全球化，抓住发展机遇，夯实国家金融治理的基础，更要实行独立自主的经济政策，构建适应国情民意的金融制度，避免简单套用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治理模式，防范过度金融化，否则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对此，亚洲国家应加快探索独立自主的金融治理模式，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聚焦制造业、民生保障及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

第三，加快提升区域金融治理水平。亚洲国家区域金融合作基础相对深厚，一方面亚洲经贸合作广泛，中国、日本、韩国及东南亚等国拥有比较完整的产业链合作生态，区域内贸易较为发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高水平贸易合作加快；另一方面亚洲国家共同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在区域金融治理上有共同诉求和共识基础，并共同受到欧美发达国家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的严重冲击。未来应加快推进亚洲区域金融合作，构建适应亚洲区域特征、稳健可靠、负责任的金融治理模式，促进亚洲区域金融治理高水平发展。

此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部分国家提出的亚洲债券基金、清迈协议等合作倡议和设想具有前瞻性，可考虑纳入到亚洲区域金融合作议程，探讨深化亚洲国家在货币金融、金融监管层面的合作空间。

第四，积极探索多元化区域金融合作。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亚洲国家区域经济贸易合作取得了较大进展，区域内市场开放进程加快，区域金融合作也取得了一定成果，未来亚洲区域金融合作潜力巨大。一方面加快推动高层次、高水平区域金融合作，充分利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东盟地区论坛（ARF）等合作对话机制，发挥亚洲开发银行（ADB）、AIIB、NDB等重要作用，为深化区域金融合作建立平台，推动金融市场高水平开放；另一方面结合养老、绿色低碳、数字经济、跨境支付、金融市场等亚洲国家共同的金融需求，依托亚洲区域金融合作组织、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及国际金融中心等合作机制，拓展多元化、多领域区域金融合作空间。

部分国家潜在债务违约

应看到，当前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并不稳定，地缘政治局势震荡，大国竞争加剧，全球产业链重构，即便日本、韩国等亚洲发达经济体仍难以幸免，相继出现了货币大规模贬值、资本外流等不利形势。反观国际收支不平衡、外债占比过高且财政基础比较薄弱的亚洲国家，未来是否将出现类似斯里兰卡的债务危机值得关注。

自2022年3月起，美联储连续五次激进加息，导致部分亚洲国家金融条件趋于紧张，融资环境将更加恶化。年初以来，日圆和韩圜对美元已经贬值分别超过26%、18%。从目前的趋势看，亚洲国家的货币贬值潮仍可能加剧，而部分国家潜在的债务违约乃至债务危机出现的概率也在增加。当前，日本和韩国已经着手推动汇率保卫战，但能否真正抵御多轮的外部冲击仍面临较大的阻力。

如何真正有效应对外部冲击和各类风险挑战，关键在于加强金融治理改革，扭转传统的金融发展模式，探索构建可持续、稳健的金融治理体系。作为全球经济增长最活跃的区域，部分亚洲国家仍有可能面临经济衰退的风险，而一旦境内外环境恶化，上述国家不得不应对可能出现的主权债务违约或债务危机问题。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亚洲国家曾蒙受了巨大损失。因此，为更好地应对外部风险挑战，亚洲国家有必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反思欧美金融发展模式，重视亚洲区域金融治理合作，加快推动亚洲区域金融治理机制建设，为全球金融治理改革创新提供亚洲经验。

（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

原标题：金融观察/亚洲须及早联手应对贬值危机

来源：香港大公报   作者：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 邓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