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中7名被告包括：蔡永杰、陈右津、蒋周政儒（左起）。资料图片

组织“光城者”7名成员涉去年多次摆街站派发宣传单张及发表言论，鼓吹“武装起义”为推翻政府的唯一出路，被控串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7人早前悉数认罪，法官郭伟健今日（8日）于区域法院判其中5名未满21岁的被告入教导所，为首宗涉及未成年者违《国安法》的判刑案件，亦是首次有违《国安法》者判处非实时监禁。其余两名被告则押后至11月25日再讯，料最早可在当日判刑，期间继续还柙。

被告依次为17岁中六男生阮嘉谦、21岁仓务员蔡永杰、16岁女生尹松蕙、17岁中四女生梁瀜允、26岁男售货员陈右津、17岁中五男生蒋周政儒及19岁中六女生郭文希，7人同承认一项串谋煽动他人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罪。阮、蔡二人另涉爆窃将军澳一中学，并就该案分别承认管有无线电收发器及管有攻击性武器罪。

被告阮嘉谦、尹松蕙、梁瀜允、蒋周政儒及郭文希今日同被判入教导所。法官判刑时指，各被告持续实行一项非法协议，每次发布帖文、摆街站、甚至每张传单，均可构成独立罪行，虽然控方只是以一项串谋罪行提控，但其严重性不只局限于一个非法协议，而是多次煽动行为。组织鼓吹“流血革命”等，并在街站中重覆这些论点，试图说服他人参与“无底线抗争”。

法官认为，虽然没有证据显示真的有人被煽动，但组织言论或会成功煽动背景、想法相同或者心智不成熟的人，令主张“和理非”的人转向支持武力，尤其是不少人对《国安法》存有偏见，一小撮人甚至只是一人受煽动，已可对社会治安构成风险，任何城市若要安定，不能容许武装革命，或让这些思想散播出去，故本案属于《国安法》下“情节严重”。

此外，法官指出组织吁人“修文习武”、训练体能，以留“有用之身”参与革命，则是本案“另一处可怕的地方”，其用意在于煽动理念相同的人立即行动，增强使用武力的能力，令将来的革命变得更为血腥案，而且煽惑可在短时间内发生，令平和的人变得对使用暴力没有底线，本案被告郭文希另涉组织一宗“串谋恐怖活动罪”案件便是一个例子。

法官续指，组织并非没有实行计划，曾向修例事件中服刑完毕的“手足”提供生活支援，从而继续参与抗争，这对失意的手足有一定吸引力，而写信予在囚人士则是要建立关系网络，可见他们有长远计划。纵案发时社会已再不见《国安法》实施前的暴力冲突，惟“人心不可能一刻平和”，不少人仍不愿意接受香港属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及中国对香港的主权，而从近日举行的国际足球赛有人嘘国歌可见一斑，反映社会上有一些人甚至一大群人，不接受回归后的宪制秩序，社会气氛最低限度仍是不稳定。

法官又言，本案煽动次数、规模不算大，但是持续进行，而众被告明知《国安法》已经实施仍然成立组织，宣扬推翻国家政权，也令情节变的严重。法官强调《国安法》非严苛条例，只针对4类罪行，不相信任何被告犯案前不知其行为有违法的风险，而这些风险确实存在，可对社会构成伤害。

针对各被告的个别罪责，法官认为辩方力陈部分人中途退出组织，惟他们退出前已经干犯罪行，充其量只可说他们退出后，组织的活动与其无关，故此《国安法》33条所列明，被告中途自动放弃犯罪可获减刑，不适用于本案上。

不过法官认为，各被告均生于小康之家，即使部分人是出自单亲家庭，他们也受家人关爱，甚至学校成绩优异，他们长时间接受教育，并非没有思想，当时却相信中央及香港是极权政府，或可能是因受社会气氛误导而对政府有“严重错误的观感”及产生“流血革命”的极端思想，法庭不能排除他们因不成熟、鲁莽、受人误导这些个人因素犯案，故此将5人的罪责下调至“情节较轻”。虽然报告显示他们适合接受社服令，但基于公众利益，法官指出判刑需具阻吓性，最终判他们入教导所。

法官宣读判刑理由后，特别提到其中一名被告于求情信中，承诺会多了解不同信息以认清事物，亦引用国务院发布的《中国的民主》白皮书内容，称赞这名被告能多角度思考，其他被告应该学习。法官续指，“光城者”帖文呼吁大众勿被洗脑，而该被告的确做到这点，又强调并非要说教，而是希望他们喜欢或者憎恨一些事物前，都能确保这些观感是基于客观事实，及在查证多方面信息后作出分析。

法官坦言不奢望能够改变被告思想，但指“无论中国政府做得好唔好，系咪要流血革命？”盼众人“谂清楚、自行决定条路点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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