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习惯使用网络，有学者发现近年香港网络欺凌受害者有年轻化迹象。资料图片

早前有十八岁少女因长期遭受网络欺凌，在住所直播跳楼自杀，多名学者和精神科专科医生指出，香港网络欺凌受害者有年轻化迹象，有小学生无奈成为同学网络欺凌的目标，亦有少女因被”网上朋友”围攻而自残等，但即使被欺负也想留在虚拟世界，变相形成恶性循环。随网络社交媒体发达，网络欺凌愈见普遍，香港目前未有就网络欺凌立法，有学者建议参考外国例子，要求社交平台或服务供应商负责，在限时内删除涉网络欺凌的内容。

”在网络隐藏身份，更容易受心理学上的‘去个体化’现象影响，降低责任感。”精神健康动力基金会主席、精神科专科医生傅子健形容，面对面交谈，多少会顾忌对方情绪，而网络世界的匿名性，方便人类发泄生活的不满，加上不用在意对方感受，更容易讲出偏激言论，尽显人性阴暗的一面。

小三生用拉杆书包遭”围攻”

十多年来观察求诊人士的变化，令傅惊讶的是，网络欺凌受害者有年轻化的迹象，以往多为大学生或中学生，现时有小学三、四年级的学童，深受网络欺凌折磨，举例有学童因脊椎侧弯，被医生建议避免背重物，以拉杆拉动书包，竟被同学在社交媒体”围攻”，指责其”扮野”，受害学童只好勉强背着书包，直至医生发现其脊椎情况恶化才被揭发，”网上发生的事，老师和家长容易走漏眼。”

”自小精通科技的新世代在网络世界是‘原居民’。”城大社会及行为科学系副教授冯丽姝说，部分人或不理解他人重视网络世界的原因，但香港新一代习惯使用网络，加上疫情严峻，更常在网上进行社交，”将心比心，若果连这种沟通方式也中断，他们真的被困在孤岛。”

遇欺凌仍不愿远离网络

精神科专科医生欧阳国梁举例，曾有十六岁有情绪问题的少女，在校内未能结交好友，及后在网上认识”朋友”，没料遇网络欺凌，却不愿远离网络，情绪愈来愈差，甚至出现自残和自杀倾向，”封锁对方或者关闭社交媒体账号便没事，但对情绪病患者，未必可用简单的道理去解决问题。”

”理论和实践总有差距。”欧阳国梁提到，理论上应劝喻受害者，投放更多时间在现实社交生活，但现时元宇宙等理念大受欢迎，不排除人类未来会更抽离现实，”只能说，现在是检视现实和网络世界平衡的时机，使用者要保护自己，应做到离开虚拟世界后，也不会感到生活空虚。”

过去香港曾讨论参考内地，采取网络实名制的可行性，要求网友为个人言论负责，但是次事件的死者，正是受内地网民的网络欺凌。傅子健说，实名制应有助减少网络欺凌，但强制性的法规，不代表能减轻人性的丑恶。他指，应早于小学一、二年级，便对学童进行网络道德教育，讲解网络礼仪，建立对言行的责任感，在网上发言自然少些批判、多点建议。

事实上，香港目前未有就网络欺凌立法，警方只拘捕涉及勒索、恐吓、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以及违反《个人资料（私隐）条例》者；近期法律改革委员会正就计算机网络罪行展开研究，惟未见将网络欺凌列入咨询。据悉，政府曾称有意立法监管网络欺凌，惟未有正式作出研究。

实名制掀损言论自由忧虑

有法律界人士推测，自”反修例”后，牵涉言论自由的讨论变得较为”敏感”，而每人对网络欺凌的标准不一，部分人认为全心诋毁他人才是加害者，自己则是为公义发声的”正义之士”，亦有人将网络上的过激争吵视为网络骂战，而非欺凌，加上曾有学者提出，网络欺凌只限于未成年者，成人间的情况应称为”网络侵扰”，”立法便要有清晰的界定。”

韩国于○七年立法执行网络实名制，在日均浏览量超过三十万人次的网站或二十万人次的新闻网站发言，必须以真实姓名与身份证号码注册账号，方可”匿名”留言，两年后扩阔至超过十万人次浏览的网站。由于条例不适用于facebook和Twitter等外国社交平台，加上受限制的网站遭黑客攻击，导致逾千万用户资料被外泄。该条例于一二年被判定违宪，原因是侵害市民的言论自由和私隐，直至近年有韩星因恶评自杀，才再度成为焦点。

倡效澳洲由社交平台负责

冯丽姝则建议参考澳洲，将责任交予给社交平台和服务供应商，只要有人作出网络欺凌的相关投诉，平台需要在二十四小时删除有关帖文或留言，否则要被罚款。她亦建议，当遇上网络欺凌，可明确向对方坦承个人感受和期望，”若对方仍然继续，相关对话纪录便成为受害者自保的证据。”

大律师陆伟雄认同，必须制定网络欺凌的相关法例，虽然现时可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作起诉，但该罪行过去在终审庭裁定，用自己计算机不会构成有关罪行，”有需要制定针对性的法例。”

至于有人担心言论自由受损，他指政府立例前应作充分的公众咨询，特别是收集年轻人的意见，在制定法例的同时，列出部分被认定参与网络欺凌的情况，以及其他应被豁免的情景，以保障无辜的市民，”疫情快过去了，社会不能故步自封，是时候该兼顾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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