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港深度合作的创新尝试中，包括“前海合作区”和“口岸经济带建设”，都非常重视治理体系的创新。究其原因，是目前的制度创新空间仍需突破，两地深度合作的一些工作超越了深圳和香港各自的治理范围。

在此层面上，深港两地政府可尝试共同寻求广东省和中央支持，争取由全国人大立法或以决定方式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或由国务院订立行政法规等，以“先行示范、创新治理”精神，参考“横琴方案”，推出“河套方案”或“前海方案(2.0)”。方案包括授权成立由两地领导组建的“双主任制”管理委员会，订明合作范围、总体发展目标、管理委员会职权范围、管理制度和合作机制，并可按需设立执行机构、法定机构和咨询机构。特区政府内部也可设立更高层次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专责架构，由司长或副司长级领导日常工作，加强跨部门统筹协调工作。

香港要有新的管治思维，突破边境区发展思路局限，充分考虑毗邻的协同发展。香港不能从自己的角度规划“北部都会区”，在产业布局、基建和铁路规划、毗邻土地利用等方面，一定要有跨境合作思维突破，方能实现美好愿景。行政长官李家超上任后第二天就致电广东省和深圳市领导，主动沟通，展示出不同作风。事实上，深港两地领导官员应保持“有事要谈，无事更要多谈”的作风。特区政府宜组织团队到深圳拜访，探讨成立联合专班深化互动。专班可以以领域为主题，例如金融、创科、航运等，或以人流物流等要素便捷流动为主题组班，比如针对科研人员和专业服务提供者、跨境征信等。

现时深港合作的空间布局已逐渐明确起来，基于地理环境和功能分为西、中、东部。中部的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共建“一区两园”，以及优化“新田科技城”，着力打造国际创科中心。两侧园区在人才、资金、信息、知识产权、生物样本等要素上的跨境流通障碍应要优先突破。“前海方案”赋予前海科技创新发展的新任务，特区政府应研究推动香港的基础研究优势，放于前海实现科技产业化，以及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加强保护和转化，并考虑知识产权互认互通。至于西部前海合作区应继续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包括争议解决机制创新，深入研究“港资港法港仲裁”应否从前海推广出去，科技金融的金融监管创新试验，日后应加强绿色金融发展、碳交易中心建设。这些发展都需要大量专才，专业资格认定和“港人港税”制度仍存在优化空间，特别在广州南沙已按照“南沙方案”提出港澳居民个人所得税优惠，免征税负超过港澳税负的部分，深港亦应研究尽快推进有关措施。在前海扩区之后，未来在引进专才方面，要研究进一步打通深港专业资格互认。东部沙头角一带，则可发展成具有独特生态旅游的休闲消费娱乐区，兴建大型购物商场满足消费需求。

规划产业空间布局，亦要做好交通规划和基建设施的对接和配合。特区政府在制定《2050年运输策略蓝图》时，已有议员提醒政府要从大湾区视野出发，研究推动深港铁路（包括高铁和地铁）和水路便捷联通，便利深港人员和货物流动。货运方面，连接深港的7个陆路口岸，是形成要素流动的独特优势。建议参考皇岗口岸重建经验，加快多个口岸重建和升级转型，以释放更多边境土地资源，同时要落实提升人流、物流过境效率的措施，优化粤港“一地两检”模式，在各口岸做到 “合作查验、一次放行”。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香港和深圳强强联手，要作为大湾区建设的引擎，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建设好国际一流的湾区。

 来源：香港文汇报  作者：简慧敏 立法会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