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四月复课已有十一宗学童自杀，专家指与疫情下的适应问题、社交孤立及家庭摩擦等精神健康问题有关。自杀与精神健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疫情持续下，学生或更易受到精神困扰、精神健康持续恶化，并产生自杀念头。研究发现二十五岁以下青年比其他年龄层经历更多创伤后压力及抑郁症状，反映学生精神健康急需更多支援，从而及早预防他们轻生。

校园活动短成效难持续

政府近年致力推动大众关注精神健康，除了从专业层面给予援助，如全港中学于一九/二○学年起实行“一校两社工”政策，以提升学生辅导服务；亦透过各项活动和信息，如“学生守护大使计划”，让持份者包括老师、家长、朋辈等担当守门人，以识别求助讯号。各个项目的原意虽好，可惜仍有不足之处，有待检视和优化。

无疑当局透过不同渠道发放相关信息，但均靠持份者自发浏览。例如教育局于二○二一年推出“校园．好精神”一站式学生精神健康信息网站，提供青少年自杀的高危因素、警号和处理方法供校方、家长和学生参考。惟有调查发现六成受访年轻人在面对精神健康问题时不曾主动寻求协助，可见单靠青年自发浏览网站未必是具成效的方法。至于家长是否知悉此网站，甚至上网求助，同样值得思考。就此，当局可考虑了解持份者参阅以至应用网站信息的情况，以及如何能更有效将信息传递给他们。

引自荐机制 检讨参与人数

此外，校园精神健康活动大多是一次性或短期的，成效未能持续。举例说，教育局于一九/二○学年推行“学生守护大使计划”，培训参加者掌握识别及帮助高危学生的实用技巧，并向师生推广精神健康。笔者认为计划有三大问题：第一、学生由老师提名成为“守护大使”，令其他有志参与的同学难以获取机会；第二、计划推行多年，但截至二一/二二学年只有五百多名来自二十六所学校的中学生参与，相对全港中学生人数比例明显不足；第三、研究显示参加者的知识及态度会随时间减退，导致活动成效难以延续。由此可见，当局应从参加方法（如引入自荐机制）、学校和学生数目（如目标是三年内增加多少比例）、持续培训方面（如制订覆修课程），多作检讨和修订。

现时校园精神健康教育的内容也不够全面。根据生物心理社会模型（Bio-Psycho-Social Model）推定，生物、心理及社会这三个层面互相影响，并与心理健康有关。如在缓减抑郁症状时，我们需同时考虑三个层面及其相互作用，包括会影响情绪的不良生活习惯（生理）、负面思考模式（心理）及不友善的同侪文化（社会）等。不过有研究发现，只有逾半成的校园精神健康教育同时涵盖这三个层面。当青年其中一个或以上层面的需要被忽略时，相关活动成效便会大减。当局要研究如何为校方提供专业支援，从而加强相关教育的全面性。

增资源识别 协助全方位推动

除了就校园精神健康活动给予改善建议，笔者也希望从支援教职员、社区人士和家长作守门人方面提出意见。学校资源上，第一、教育局和香港教育城可增设更多方便老师（如网上形式），并与精神健康相关的教师持续专业发展课程和资源，使他们更易识别高危学生；第二、教育局可增加拨款让学校委托专业机构向学生教授精神健康知识；第三、把更适切的精神健康教育内容纳入价值观教育课程架构中，协助老师全方位推动相关教育。

其次，政府可更积极在社区层面推广精神健康。以日本秋田县的社区性防止自杀计划为例，当地培训公民成为守门人，并为长者提供情感上的支援。在推行计划后，当地自杀率创四十年新低。香港北区也曾有类似的三年期计划，计划除了培训前线工作人员成为守门人外，亦从整体社区心理健康资源及知识着手改善。在计划推行期间及一年后，该区的自杀率显著下降。政府可参考学者建议，在各区试行类似计划，并加入针对青少年的元素。

最后，笔者认为家长是子女最亲密的人，有较多机会并能及早发现子女的异样，故此各界应协助装备他们相关知识，例如怎样察觉自杀和情绪警号、沟通技巧及应对态度等。其中，教育局举办由临牀心理学家主讲的“‘家’多点守护家长工作坊”，借以提升家长对子女精神健康的认识及支援。然而，四节活动在周三上午举行，未能让在职家长受惠。这可参考MWYO于去年伙拍非政府组织，与企业合作在午饭时间为家长员工举办工作坊。学校亦可透过定期发出的家长通讯（如手机应用程序）向家长传授知识、为他们提供亲子教育指引，以至推荐相关信息网站和书籍刊物。

何志康

MWYO青年办公室实习生

原标题：来论|装备更多学生精神健康守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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