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卓文

笔者在上一篇文章《发挥内地港资制造业潜力助香港产业复兴》提出内地港资制造业对香港的重要性，香港需要突破本地化思维，制定系统全面的工业政策。本文继续探讨在当今工业、服务业、数字经济高度融合的时代，香港如何发挥独特的优势，在大湾区扮演重要的角色。早前，由香港立法会议员提出的“制订全盘工业蓝图推动香港工业发展的议案”获得立法会通过，当中有几点建议非常重要，包括：提出推动科研与工业融合，优化“再工业化”政策（除支援新兴工业外，亦要重视传统工业），加强港资企业在亚洲产业链发展的竞争力等。这些建议都反映了香港工业界多年的心声，但观念上仍未有突破传统“工业”的思维。

法国学者皮耶．维勒兹提出了一个概念，叫“超工业时代”（hyper-industrial），它指的是工业的发展其实没有停滞，而是以制造业、服务业、数字产业紧密交融的形式出现，只有当工业能够参与进数字变革，融入到一个以使用与服务为主、朝向永续发展的新经济形态中，才能继续生存。

根据笔者近年在大湾区调研所得，除了皮耶．维勒兹提到的“超工业时代”之外，围绕大型企业的生态圈正逐步形成，生态圈里面的企业除了生产性企业之外，更多的是提供跨界服务和软件支撑的中小企业。这意味着，传统理解的产业链正逐步向产业生态圈演变，里面的企业不一定是在一条同产业链上面，而是跨行业多条产业链构成的产业生态圈层。

这种发展趋势，对于香港重新优化“再工业化”政策带来重要的启示。

首先，传统的“工业”定义及“工业区位理论”需要重新认识，以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传统的生产要素正在发生变化，以数据、人才、研发、生态圈层等构成的因素变得日益重要。对于香港“再工业化”的理解，不仅是发展先进制造业这么简单，而应该把与工业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以及数据、人才、研发、生态圈层等各种因素综合考虑，构建香港的独特优势。除了培育和支援本地创科和工业发展之外，亦同时吸引大湾区乃至内地的企业在香港设立研发中心，成为企业出海的桥头堡，香港除了巩固原有的国际中心地位之外，亦需要在大湾区建立新的角色和新的功能。

华为、中兴、TCL、李宁等内地知名的品牌企业均在香港设立了研发中心，这也是香港“再工业化”的重要方面。传统的观念，只重视培育和支援本地的企业，着重强调了制造环节，香港能够吸引这么多内地的知名企业在港设立研发中心，说明香港在某些领域的优势突出。因此，优化香港“再工业化”政策，需要结合内地企业的需求，全面认识香港的优势及角色，构建香港在工业服务体系的竞争优势，吸引国内外的知名企业到香港发展。

香港的产品与标准与国际接轨，成为不少内地企业出海的试验田和桥头堡，内地企业在香港所做的研发、测试或解决方案，马上就可以应用到欧美市场，例如在智慧城市方面。同样，香港企业在香港研发的产品亦需要内地的应用场景和庞大的市场需求。同时，香港与海外在科研领域有广泛的合作，例如美国康奈尔大学于2010年开始与香港城市大学展开合作计划，成立香港首家动物医学院，以满足香港对兽医的需求；麻省理工学院于2016年在香港成立首个海外创新中心，善用香港在鼓励原型制作及拓展规模方面独有的制造业基础设施；2016年，瑞典的Karolinska Institutet在香港科学园设立首家海外研究中心，加强再生医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因此，香港的角色非常独特。

构建香港工业服务体系的竞争优势对香港意义重大，它可以成为一个磁力场，吸引更多的内地企业在香港设立研发和产品测试基地。同时，香港的工业服务体系也可以拓展到大湾区。香港“再工业化”不仅是培育和发展先进制造业，更加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服务的思维，打造香港在工业服务体系的独特优势。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政策研究员

来源：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