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惠州人如何斗茶？入宋以后，惠州涌现出一批记载茶事、茶俗的诗篇论着，为后世追溯惠州斗茶风俗提供了重要凭证。

北宋贬官唐庚谪居惠州后，热衷与二三好友烹茶相乐，他写下了《斗茶记》记载当时惠州民间斗茶的情形：“政和二年（1113年）三月王戊，二三君子相与斗茶于寄傲斋。予为取龙塘水烹之，而第其品……”意思是，在当时的惠州，斗茶者往往二三人聚集在一起，献出各自珍藏的优质茶品，烹水沏茶，依次品评，定其高低。此外，《斗茶记》中“茶不问团绔，要之贵新；水不问江井，要之贵活”的观点，也道出了宋代惠州人斗茶时在选茶择水上讲究“新”和“活”，这一标准至今仍受后世推崇。

“为宋代惠州流行斗茶活动提供条件的，除了惠州本地产的茶之外，还有从建安产茶区运来的新茶，从地理位置来看，建安茶通过海运数日即可到达惠州。当新茶上市时，人们往往通过斗茶一较高下。”丘燕伦分析。此外，因应惠州饮茶之需，外地茶商纷纷前来惠州做茶叶生意，古籍曰：“茶随东客到，药附广船归”——茶风之盛，可见一斑。

清代乾隆年间，惠州籍文人赵希璜另作有一篇《斗茶赋》，再度将清代惠州斗茶的情景叙述得有声有色：“饮食何以讼也，君子有必争哉！惟惠俗之斗茶，遂使泉堪供汲；视建安之战茗，未许水退倾杯。较胜负于白云，旗枪独擅；辨等差于春雪，芹笋初胎。活水翻瓶雀舌，大瓢贮月蓬莱……节近清明，品鉴休进酪奴之号；时维谷雨，采撷还同斗草之芟。碧玉罂中，水分三等；黄金碾畔，带系双街……”

根据《斗茶赋》的记载，清明时节，是惠州斗茶最为热闹的时候。所用之茶、所择之水、所选之具皆有讲究。惠州文化研究会有关研究指出，斗茶直至民国年间依然在惠州盛行，到新中国成立初期逐渐消失。

综合考之，自宋以来一直到清代，惠州的斗茶之风盛极一时。惠州市社科联编着的《岭东雄郡惠州》一书提出，惠州斗茶风俗起于何时，源于何处，目前尚未有明确定论。唐代冯贽在 《云仙杂记》提到：“建人谓斗茶为茗战”，说的是福建的茶俗，而惠州的种茶、制茶、品茶的历史又早于唐代，所以惠州斗茶与福建的渊源，较难据此作定论。不过业界尚有文史学者提出，唐代以前惠州与福建已有茶叶贸易交流，由此推测惠州斗茶源于唐代前的福建——这一推论有待深入求证。

从文献史料记载的情况来看，惠州斗茶在民间的普及性、社会文化影响力、规模特色等方面并不亚于福建，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惠州茶文化，传承千年名扬岭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