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至诚颖评/融入国家双循环战略
图:随着内地基建完善,香港的中转贸易需求下降,香港可积极发展高端制造业,与大湾区形成可持续的产业分工。
全球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香港作为中国面向国际的重要窗口,挑战与机遇共存。笔者认为,特区政府需要积极应对香港面对的各种挑战,把握相关机遇,进行相应的转型。
货柜轮船与资讯科技的技术革新改变全球经济面貌,跨国金融因监管形式的改变,跨国企业的生产模式、市场运作与资金运筹出现剧烈的变革。为获取更大的规模效益和更高利润,跨国企业分解生产流程,形成全球价值链。故进入21世纪以来,中间品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重平均约为60%。中国为首的东亚地区乘势崛起,成功吸引制造业入驻并带动经济。包括中国台湾在内的东亚11个国家与地区,工业化水平在2008年超过北美和西北欧,在2016年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的工业聚集区,全球占比达36.8%。
全球大变局也令中国面临重大挑战,双循环战略应运而生。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相对经济实力下降,精英阶层忧虑情绪蔓延,中国成为眼中钉。特朗普向中国发动贸易战,拜登联同欧洲、日本、澳洲等国屡屡制造事端,意图遏制中国,全球疫情与经济冲击又加强了这一趋势。究其根本,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经济力量的提升最为显著。自2010年以来,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连年夺冠,2021年制造业占到世界的近三分之一。中国在能源与粮食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成为软肋,受到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2021年中国的石油和天然气的进口依存度分别为72.1%和45.5%,粮食对外依存度为19.4%。在此背景下,中国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中美贸易摩擦前,香港零部件进出口占比均达40%以上。其中,源于香港的零部件进口占38.5%,出口至香港则占25%。2020年,香港对内地的零部件进出口分别为43.8%和55.2%。此外,香港是内地日趋重要的资金来源地。2019年内地吸引的外资当中,来自香港的资金占比达69.7%,远高于2008年的44.4%。截至2021年底,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共计1368家,包括H股、红筹股及民营企业,总市值约为4.3万亿美元,占港股总市值的79%。
香港如今面临着地缘政治的挑战,零部件中转贸易功能受限。香港作为中国面向国际的重要窗口,容易成为地缘政治冲突的前线。特朗普与拜登连连出手,从贸易、舆论与政治制裁等层面打击香港。特朗普签署《香港自治法》,取消对香港原有的贸易特别待遇,影响深远。中美贸易摩擦使得香港零部件中转贸易功能受限,2017年香港零部件进口与出口占比分别骤降至20.9%和24.8%,2019年香港零部件进口与出口对内地占比而言,则回落到34.2%和16.3%。
此外,随着内地基建与设施完善,香港的中转贸易需求出现下降,货物与服务进出口增长乏力。香港对内地货物贸易占比在2013年达到41.95%峰值后逐年下降,对内地的服务贸易占比在2012年达到65.1%之后也开始缓慢下降。但香港金融及工商业因内地金融管制,依然保有自身的独特优势,此消彼长之间在2014年产值超过贸易及物流业。由于贸易及物流业吸纳就业职位多,而金融及工商业创造就业职位较少且收入差距大。
然而,香港经济转型困难,皆因依赖中转服务,受制于地域空间狭小、经营成本高昂,造成制造业流失,科创发展人才、应用情景与产业发展空间不足。
提升资本及人才吸引力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经济需要兼顾发展与安全,香港在此其中须逐步转换经济角色。虽然当前美国经济衰落,但美元秩序依然会存续一段时间。中国订立双循环战略,借助内外消费规模与东亚生产网络稳定本国经济,驱动南方战略制造业核心区转型升级,发展其新的生产方式。因此,中国也需要管理好海外的投资网络与供应链。本港与内地经济关系密切,也是既定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下的自由港,应发挥东亚生产网络中转枢纽的原有优势,满足内地战略制造业核心区自主创新转型的需要。长远而言,香港经济角色应从西方主导的经济重镇,转变为中国在国际经济治理的重要节点,参与其制度建立与落实的过程。在此背景下,香港应当借此机遇逐步化解各种挑战,争取长治久安。
香港需要综合自身所长,顺应时代转变,依托并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拓展美元秩序下的中转服务,逐步构建起离岸人民币对海外经济治理的新功能,服务国家双循环战略,驱动全球经济变局。落到实处,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与国际航空枢纽等领域,香港应积极拓展功能、优化服务,具体做法包括:香港金融业发展离岸人民币的交易及融资功能,贸易及物流业积极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的能源与粮食联系,加强中国对大宗商品市场网络的定价权,并积极发展绿色能源市场。也因此,香港应围绕以上业务构建大湾区及面向“一带一路”的公共服务体系,对内积极兴建公屋与产业园区作为政策筹码,抵销自身土地成本高昂的劣势。香港透过变革增加发展机会,进而提升大湾区对国际资本及人才的吸引力。
发展高端制造业
在此过程当中,香港可积极发展依托中转服务业的高端制造业,包括数据分析等科技服务业、部分围绕着飞机等物流业的零部件维修及生产,与大湾区及长三角地区形成可持续的产业分工。香港可借此逐步重振高附加值的贸易及物流业,吸纳更多就业人口,缓解贫富差距。此外,香港可利用金融中心优势降低地缘政治风险,譬如特区政府可与内地其他城市合作,围绕美元中转资金业务进行分工,可考虑的城市包括但不限于如澳门、广州和上海等。同时,香港也应加强国家安全建设,包括区议会功能及机制的变革、国家安全法的执行与二十三条立法,加强国民教育与媒体管理等,巩固“一国两制”与爱国者治港的制度优势。
总括而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推进,风险与机遇并存。香港作为国家面向国际市场的窗口,素来借助西方主导国际经济秩序中的重镇定位,服务于中国内地经济之所需。如今中国面对地缘政治挑战,香港原有功能受到限制,治理基础也亟待加强。香港当善用所长,服务国家双循环战略,转变其经济角色,在此过程中逐步化解内忧外患。
来源:香港大公报 作者:广东省政协委员、香港科技协会会长 林至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