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岛报道,特区政府施政的一大绊脚石,莫过于缺乏一套完善的官民沟通机制。这点在第五波疫情表露无遗。坐在“门常开”的官员,明显地跟草根群众和市民感受绝缘。另一方面,政府抗疫的资讯,也无法有效由上而下传出去,特首弄到要每天做记者会。回归后政务官要为民意把脉,还是依赖港英留下来的十八区民政署(尤其是联络主任)去收风,民政署主要是拣选一些地区领袖做沟通工作。这些人士在区内有动员能力,政治上也有影响力,是政府施政的好伙伴,但是他们不可能完全代表社区内的所有意见,因此这沟通方法经常出现遗漏。现届政府不但没有就官民想法脱节提出改善方案,竟然更落实解散“互委会”。结果,政府整个任期也不断背上“离地”的污名。

民众俱乐部与老百姓对话

要改善问题,便须要建立官民双向沟通的有效软硬件。硬件方面,我们可以仿效新加坡的“民众俱乐部”模式,把区内的社区会堂变成官民互动的基地。新加坡的“民众俱乐部”除了举办大量街坊活动,也是一个官员跟各阶层的老百姓接触的场所。新加坡的部长同时是国会议员,他们会经常在选区内的“民众俱乐部”和市民举行不同形式的互动,借此联系选民。新政府要投放大量资源落社区会堂,除了举办各样兴趣班和凝聚社区的活动,也要让其发展为官民接触的平台。问责团队(特别是政治助理)可以定期在哪里跟老百姓对话,面对面聆听他们的意见和推销政策,务求在地区里建立民意网络。

至于软件,可以借镜内地的“居民小组”模式。每个五百人左右的社区(等同一座楼),设一位或以上的区长,赋予他们官方资源,负责联系社区内的居民、收集民意和发放讯息。角色就似内地的“楼栋长”或“居民小组组长”。他们可以由民政署管辖,而现在公屋的“楼长”或私楼的“业委会成员”乃现成的人选。同时,官员也不能以市民私隐为理由阻碍他们跟市民接触。有了这架构,日后要做全民强检也毋须担心执行不到了。

分区委员会可以是一个有效的官民沟通渠道。但是笔者当区议员时,发现民政署主要委任和他们“夹嘴形”的人士入内,以致其成员不够代表性,沦为民政署的“啦啦队”。因此政府要订立透明的委任准则,确保参与的人真正掌握民意。成员除了区内具代表性的草根市民,也要包括一些能充当官民桥梁的人士,如区议员、地区领袖(如法团、互委会代表)、区内专业人士、商户及公营机构代表等。另外,分区会要办得成功,必须有机制让官员恒常地参与,在此为酝酿的政策收集民意。

回归后,任何具争议性的政策,无论官员如何努力去进行咨询,出炉后都会引来群众和媒体的批评,政府施政也因而变得举步维艰。下届政府要施政畅顺,除了要“以结果为目标”外,强化官民沟通机制也绝对不能忽视。